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

几年前,蒋介石后人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将她保存的蒋介石日记和蒋经国日记从台湾运往美国,存放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蒋介石的日记自1918年起,至1972年止,共55年,无日不记,篇幅浩繁,内容庞大。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翻阅了全部日记,认为它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认识20世纪中国的新视窗”。2006年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1932年以前的日记复印出来,供读者阅读研究。2007年4月下旬,又开放了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度乘去美国探亲之际,于5月前往该处翻阅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日记,时间是1936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共22天;然后寄回国内交由同事孙彩霞编审编排整理,并加文字说明。日记没有中规中矩地按版面的页面书写,在正页的上下两端以及左右两侧也写有内容。日记有的地方写有“续昨”,还有的在页前写“（接上页）”,页后写“（接下页）”,由此推断,日记的部分内容不是当日记述,而系日后补记。因日记原件不能对外,提供读者的是从缩微胶片还原的复印件,有些字句被油墨遮盖,无法辨认,以口替代。同时,为帮助读者理解,笔者在一些地方添加注解,个别明显有误或能推断内容的文字也力所能及地指出。虽然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台湾蒋介石档案《困勉记》公布了日记的部分内容,但因为这两者都意在表现蒋介石在“艰难困苦”中“意志卓越”的记述,故往往有断章取义之嫌,再加上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次加工,内容已不能反映日记原貌。现在公布的日记原件,为西安事变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关于蒋介石与周恩来在西安会面晤谈情况,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到此事,并概括说蒋介石做?     

《蒋介石日记》与西安事变的几个问题

<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对外开放,已引起国内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日记>的开放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窗,增添了许多新资料.蒋介石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撰写的日记.虽对当时一些关键人物和事件的记述过于简略,或者是有意隐匿,致使后人研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颇感困难.但蒋介石作为两安事变重要当事人,他当年撰写的日记,仍不失为研究这一事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况且,这份原始日记,较之1937年初他命陈布雷代笔的用来作宣传使用的<西安半月记>更接近于真实,史料价值更高些.<日记>的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西安事变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新的契机.     

探寻祖父杨虎城的踪迹

2006年年底,我撰写的《杨虎城大传》出版发行了。在写作过程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宋子文有关西安事变的“日记”,对蒋介石日记则公布到了1932年的部分。     

张学良日记中的温情

自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幽禁,张学良开始写日记,并将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1990年底。他的日记大多短小简练,但在短短几十字中,却记了抱负,抒了愁绪,写了愤懑,谈了感激,让人在字里行间,感受着这位昔日少帅山中度过的凄苦岁月,激赏他于逆境中的乐观与豁达。夫妻情因为三个孩子都在英国留学,1936年5月于凤至赴英探视,所以西安事变发生时,她远在欧洲。赵一荻虽在西安,却也未随张学良一同送蒋回南京。知道张学良到南京后凶多吉少,身在西安的赵一荻多方请求,在半个月之后,得到蒋介石的默许,于1937年的1月13日,在戴笠的陪同下来到张学良的身边探望。     

蒋介石交给张学良的“特殊”任务

1956年11月,蒋介石以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为名,要张学良将西安事变的经过写出来,以充实他写西安事变一节的内容。然而蒋的动机决不如此简单,而是一石三鸟。一是蒋介石丢失大陆后,必须找到充足的理由为自己开脱。西安事变张学良等实行“兵谏”,是蒋一生的最大耻辱。而且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原本所谓“剿共”,只要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但由于张学良与“共匪”相“勾结”,发动的事变给已经濒临灭亡的中共东山再起之机,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壮大,最终使国军溃败到台湾。因此张学良是“国家”的罪人。如果现在由这个…     

“西安事变”中的蒋百里

据蒋百里的侄孙蒋启霆介绍,并查阅《蒋百里年谱》及蒋的女儿蒋和回忆其父的文章,以及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得知蒋百里在“西安事变”中曾起过重要作用。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未料,次日(12月12日)拂晓,发生了     

台湾地区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述评

1990年6月1日,台北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为张学良举行九秩大庆后,台湾地区关于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才获得了自由.尽管此前,出版了李云汉的著作<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和<革命文献>第94、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专集,但其研究是一个被官方垄断的禁区,论述均为蒋介石的<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与<西安半月记>的注释而已,决不敢越雷池半步.     

宋美龄：我能让张学良“迷途知返”

今年是西安事变75周年。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宋美龄在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此事有一个详细的回忆。为给读者提供一个另外的视角解读西安事变,我们特选登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评美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爆发前夕的重大事件,当时曾引起较大的国际反响。近些年来,我国有许多史学著作述及这一事件,正确地指出了英美不希望中国内战、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持蒋介石的地位的态度。但是尚缺乏具体的细致的分析,本文拟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有关材料为主,把美国政府当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作一述评。(一) 西安事变爆发初始,美国当局十分关注事变的现状及发展,尤其担心蒋介石的安全问题。     

我是怎样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

很多人读过唐人先生撰写的《金陵春梦》,看过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这两部名著都写到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及当时东北军卫队第二营中校营长孙铭九率部在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的经过。在国内外出版的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书里或报刊上登载的文章中,对华清池“捉蒋”的记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时,张学良将军有两个卫队营,即卫队第一营和卫队第二营。我原是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上校营长,当年曾在临潼华清池负责过蒋介石的警卫工作。     

张学良缘何皈依基督教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对于宗教,虽有接触,但无信仰。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去看他,送他一本《圣经》。他在日记中说：“对于《圣经》,读之不觉兴趣。”在大陆十年的监禁岁月中,他长期研读明史和阳明哲学,一直到了台湾。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宋绮云：《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起草者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了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但这“八项主张”的起草人是谁,却鲜为人知,他就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     

试论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

西安事变中,南京政府内部在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分裂成"主和"与"主战"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坚决地站在"主战"的阵营。长期以来的史学观点认为,他是为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取蒋而代之",这有失偏颇。何应钦当时的主战,其目的是"以战逼和"营救蒋介石。促成他在当时"主和"与"主战"两种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中选择并坚持后者的原因,主要是:冥顽的反共立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和自身个人权力的需要,以及日本施加的压力。他的"讨伐军事"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客观上的积极意义。     

在西安事变中活捉蒋介石的徐治范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60多年了。60多年前,是谁最先抓获蒋介石的?各类记载均语焉不详。 1985年10月30日,《成都晚报》第二版登载了一篇题为《二十年沉冤得昭雪》的短文,大意是说,张学良贴身侍卫官,曾具体参加西安事变,为促成国共联合抗日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分别担任过西安、江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9-1941)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忽略。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欲意迫使张杨继续“剿共”。5日,正在西安的张季鸾在华清池谒见蒋介石,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     

张学良缘何皈依基督教

<正>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对于宗教,虽有接触,但无信仰。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时,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去看他,送他一本《圣经》。他在日记中说:"对于《圣经》,读之不觉兴趣。"     

蒋介石的故乡山水情结

蒋介石受传统影响较深,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对故乡奉化溪口有着独特的感情,这种感情贯穿于他的一生。2011年,台北“困史馆”出版了《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黄自进、潘光哲编,以下简称《游记》）。该书成稿于抗日战争期间,以编年的形式将1943年之前《蒋介石日记》中所有游历时对各地景物的描写与观感摘录汇集,其中相当多的内容与奉化溪口有关。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70年前(1936年)的12月12日,在陕西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即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8—1941年)扮演的角色以及事变后该报向读者透露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张季鸾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复杂而微妙关系,耐人寻味。     

抗战初期范长江在武汉

范长江(1909年——1970年)是30年代升起在中国新闻界的一颗明星.1935年7月,他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深入中国西北地区作为期10个月的考察采访,行程6000余公里,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揭开了当时神秘西北的黑暗和危机,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后辑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半年内重印7次.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只身冒险进入西安,以后又到延安,得到周恩来、毛泽东接见.他所写的通讯《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和《陕北之行》,打破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向国内外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曾致函赞扬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抗战初期,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有近一年的时间,战斗、工作在武汉.不尽长江滚滚来,他在这里写下了生命史上壮美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