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冯白驹将军平反的一次谈话

正那是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不久,我从野战军调来北京,从事国际时事宣传工作,所写时评要文需送外交部审定。何英同志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内容涉及其管辖范围之作,也请他抽空一审。况且,他又是我原来所在部队的一位老首长,并同为海南岛人,彼此结识后便有更多的接触和交谈。有一个星期天,我前往何英家中拜访,提及冯白驹的坎坷经历。何老颇有感触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     

最清廉的现任乌拉圭总统穆希卡

“穆希卡总统欢迎你的访问” 当我的双脚刚刚迈出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机场的海关大门,前来接机的挚友、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外交部部长路易斯·阿尔马格罗先生高兴地从我身后绕出,轻拍我的左肩说：“嗨,余熙!欢迎你到乌拉圭!” 老友能在乌拉圭重逢,相互兴奋喜悦之情自不待言。说实话,尽管眼前乐呵呵的长发美男子恰是南美这个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但我更习惯将他视为自己的私密友人。阿尔马格罗一边忙着帮我把行李搬进他私家车的后备箱,     

王幼平:将军大使平民作风

我和王幼平同在外交部工作,因他长期在国外,一直无缘见面。直到1979年,他从莫斯科回国担任副部长,我作为礼宾司干部,才有机会看到他、同他接触。但是,对这位"将军大使"的传奇经历是早有耳闻。随着之后的接触,对他的为官为人也越来越钦佩。     

陈毅在外交部——纪念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央决定陈毅同志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做准备。１９５６年秋,在印度大使举行的一个招待会上,陈毅同志晕倒了,经检查有心脏病,休养了一年多。１９５８年２月,才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１９６０年１月我出任驻几内亚大使,因此这段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１９６４年我回到国内,在西亚非洲司任司长,又亲眼看着他并且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前期困难的时光。 最初印象 陈毅同志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首先,他到外交部上任连个秘书也没有带,孑然一身地来了。干部司找…     

“老钱”外长平易近人

正刚到外交部的时候,我拿着一份特急简报找钱其琛外长办理,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进去后,想敬礼又把手放下,很紧张。钱外长和蔼地看着我说:"你是从部队调过来的吧?咱们外交部,周总理定下了规矩,内部一律称‘老、小’。你下次见我,叫我‘老钱’就可以了。"随后,他迅速看完简报,先改了一遍,又拿起铅笔在他已改处再做修改,然后指给我看:"记住,外交公文,如同军队电报,要精准。你这里面     

漫话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答记者问     

倪征(日奥)——从外交部专门委员到国际大法官

倪征(日奥)是联合国国际法院首任新中国大法官。我作为晚辈,断断续续同倪老在外交部共事、相处并聆教近50载。此文记述我与倪老50年交往中印象较深的一些事,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     

金日成在吉林毓文中学

1953年,当时在我国外交部负责外交事务的楚图南同志找到我,说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首相这两年在寻找他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名叫谢潘,希望这位老师能为他的中学时代写一篇文章,并说谢老师是他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     

緬甸總理吳努參觀我國首都等地的名勝古蹟

緬甸聯邦總理吳努和他的夫人及隨行人員在訪問我國期間,遊覽了首都等地的許多名勝古蹟。十二月三日,在我國駐緬甸大使姚仲明及外交部交際處處長王倬如的陪同下,他們遊覽了天     

追忆我国与科威特建交谈判

1970年“八一”建军节刚过,正在江西省上高县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我,接到校部的紧急通知。外交部令我尽快回京,另有工作任用。我带着“三夏”大忙的汗渍和满身泥土气息,匆匆回到北京。第二天去外交部报到,干部司和亚非司是必然要去的地方。部两栋办公楼内外空空荡荡,人迹寥寥。我心里知道,当时留在外交部坚持业务工作的人员已经缩减到最少程度,大多数人都已分散下放到外交部5个干校“脱胎换骨”去了。偌大的一个西亚北非司分管中东地区23个国家的事务,一段时间内只有8个人留守工作,亚非司“八大员”的雅号由此而得名。在当时的特殊…     

冯锦华 八年时间,一个人变成一群人

他觉得民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每个人说话都跟外交部似的,那多恐怖"他觉得民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每个人说话都跟外交部似的,那多恐怖"一个人的行动两国的外交战已经打起来,日本方面     

关于陈友仁

陈友仁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我和他曾经有过一段工作上的关系,是从1926年秋到1928年春,约有一年半的时间.这篇回忆文章就是根据这段工作关系写成的.由于我只接触到他一生中的一小段时间,这篇文章自然说不上对他有怎么深刻的了解,其中的论断和评语,可能带有片面性或缺乏公允.这就有待于将来努力加以改正或校订了.     

蒋廷黻致王宠惠孔祥熙电

南京外交部王部长阁下: 因土耳其外长抵莫斯科,李维诺夫直到一小时前才会见我。我向他介绍最近卢沟桥冲突的原委及日本行动意向。他说苏联政府深知日本是侵略者,非常同情中国。其他国家对中国和日本进行交涉以维持和平的做法是回避问题。我问他如果中国请求苏联出面调停,苏联将单独出面还是与其他列强共同出面。他说苏联单独出面调停没问题,但鉴于苏日关系由苏联出面调停显然是不可能的。至于联合出面调停,他说可以考虑,但在他没有请示政府之前,     

回忆抗战时期的吴国桢先生

吴国桢先生是个不平凡的人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算得上是一个为人民做事的官员;在国民党党员中,他算得上是一个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人。 1932年11月至1938年10月,吴国桢在汉口任市长时,我在汉口和武昌念书。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1939年12月,他继贺国光任重庆市长时,我在重庆大学肄业进入社会,在报馆当外勤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担任外交部次长、中宣部部长时,我在     

王力“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

1967年8月7日,“文革”干将王力在钓鱼台接见外交系统“造反派”发表了臭名昭著、后来被毛泽东愤怒地谴责为“大、大、大毒草”的“王八七讲话”。 8月19日外交部夺权闹剧发生的当天,毛泽东在上海与阿尔巴尼亚客人在至今未经报道的会见中谈笑风生:“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啊?……”接下来,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     

我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段特殊经历

正1988年9月13日,我抵达阿尔及利亚出任驻阿大使。这是我第一次任驻外大使,既兴奋又忐忑不安。15日,我拜会外长易卜拉希米并递交国书副本。易卜拉希米外长不久前路过北京,我时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陪同他游览北京市容,一路上交谈甚欢。故人相逢,更是热情友好。20日,阿方安排我     

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

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晚年人称“活党史”,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忘年交。在我放弃从事50余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行研究中共党史后,找她谈话、搜集和订正一些材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和她谈得最多的是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问题。由于我和刘英是1950年底一同进入外交部、又同在部里工作近十年,外交部的人和事也是我们经常触及的一个话题。     

一个世纪前,一个中国知县对日本的考察

涂芥庵《东瀛见知录》一书的由来去年春季某天,接到我95岁高龄婶子一个电话,她说:“你来一下,你三叔有点古旧书,落实政策(按:我三叔涂允檀,是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政府驻外大使,于1950年携家眷回国,在北京定居,任外交部顾问。1964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文革“ 中家被抄,他的中、外文藏书、日记等遭造反派洗劫一空。1979 年外交部、公安部为叔父平反冤案,落实政策)时没人要,他们准备处理。我听到消息后,赶紧跑去,才将这点残存的书要了回来。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 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 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 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 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 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 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 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 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 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 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我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闻天在山上惹祸,7月21日一篇讲话,换来两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闻天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会后,外事系统进行了对他的批判。当时我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监委书记。作为闻天的妻子,我也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对象。1960年11月,闻天被调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1964年我被安排到近代史研究所。从评《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我们开始感受到这场政治风暴的低气压了。1965年接替尚昆同志主管中央办公厅的那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