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马来西亚对美政策评析

后冷战时期,马来西亚与美国展开一连串激烈交锋,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马来西亚对美采取强硬政策的原因,包括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改变,以及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等。但马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美国还跃升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这与马来西亚成功的外交谋略不无关系。对美政策有效地捍卫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提高了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基本体现了马来西亚当时的国家利益,充分显示了小国外交的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华商对华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华商对华投资经历了起步、快速发展和稳步发展三个阶段,投资额与投资范围不断扩大;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大多通过香港投资大陆,以合资经营为主。马来西亚华商对华投资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劳动就业机会,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协助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推动马来西亚土著企业家走出国门,为马来西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了中马经贸关系的发展,加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马来西亚纳吉政府华人政策调整述评

文章分析了2008年大选以来,特别是2009年4月纳吉出任马来西亚第六任首相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政策的主要调整与变化;探讨了促进政策调整的政治、经济和民意等各种原因以及政策调整对马来西亚政治和马来西亚华人的影响,旨在比较全面地把握马来西亚政治与族群关系的发展态势。     

九十年代的马来西亚华人资本

影响马来西亚华人资本未来的因素很多,但关健的应是当地经济发展及政府对华人经济的政策。本文打算以战后马来西亚华人资本发展线索为依据,结合马来西亚近期的经济发展及当局的华人经济政策动向,对9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资本的发展趋向作初步探讨。     

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与华人社会

马来西亚现有五百万华人,①他们构成了中国本土以外的一个最大的华人社群。就东南亚国家来说,马来西亚华人在本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之大,仅次于新加坡。因此,在马来西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华人是起着重要作用的种族集团。在这一情况下,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所采取的政策。不能不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试论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的民族关系

论文通过分析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华人政策和华巫关系的演变 ,提供了世纪之交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的一个背景。作者并认为它将促使华人以政治参与、经济合作、文化共荣达致新的发展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数量估算与原因分析

论文通过马来西亚方面的人口统计数据,并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了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数量;探讨了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分布与类型及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原因。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约达113万。二战后马来西亚华人因各种历史原因,比如在国内政治上遭受排斥和歧视,经济上受到限制和整治,教育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政策,强迫同化的压力以及追求海外居住权或国籍等,他们大量二次移民至新加坡、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其相对宽容和公正的法律环境、积极的移民政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前景持续赢得了马来西亚华人再移民的青睐。     

经济全球化下的东南亚中小华商企业

分析阐述了东南亚中小华商企业的经济地位、对当地民族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对经济复兴所起的作用;探索了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东南亚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转变、经济自由化政策以及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与销售网络对东南亚中小华商经济地位、资源配置及其福利分配的变化;指出了东南亚华人中小企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本身的天然弱点,并提出了促进东南亚包括华商在内的中小企业成长的可行性建议。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就业地位变化的比较与分析

本文将自殖民统治时期到2005年的马来西亚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对华人与马来人就业地位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纵向比较,并对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作者认为,独立近50年来,马来西亚马来人的就业地位在持续上升,而华人的就业地位则在不断下降,马来人已经逐渐超越华人成为许多领域的就业优势族群。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一贯执行的“马来人优先”的就业干预政策,使华人和马来人的就业变化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平台,政府在积极保护马来人就业增长的同时,对华人及其他非马来人却极力排斥,导致马来人与华人的就业地位发生了上述变化。     

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特点

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特点廖小健一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华印三大民族为主体的多元种族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侨比当地土著马来人还多。战后新马分离,华族人口仍自始至终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目前,在马来西亚二千万人总人口中,马来...     

中国大陆的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研究——以1982~2011年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刊发论文为基础的分析

论文基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2年以来刊发的约60篇马华研究论文,同时参考近年来大陆有关马华研究的博士论文,分析了大陆关于马华研究的主要领域、资料来源、资料类型、研究方法、作者群特点等。研究显示,大陆关于马华的研究,涉及到政治、政策、宗教、文化、社会、文学、女性、族群关系、医学和音乐等领域;研究者重点使用的是英语资料和马来西亚当地的资料,使用最多的是中英文图书,其次是中文期刊和中文报纸;文献分析法是主要研究方法。大陆已有一批比较固定的马华研究者,但人数相对有限,且少有人进行专一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选择马华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课题的作者成为当今学界研究马华的主要力量。     

“少子化”与“老龄化”: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发展特点与趋势预测

论文基于历年马来西亚官方的统计数据,对当前"少子化"背景下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发展现状进行系统描述;在人口转变理论框架下对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重下降这一现象进行归因分析;并利用人口队列预测方法预测分析马来西亚中长期人口发展状况。研究发现:由于较早开始人口转变进程,马来西亚华人具有低生育率、高老龄化程度等特征;人口转变进程中的族群"堕距",是当前华人人口比重下降的根本原因。伴随马来西亚各族群人口转变进程的推进,未来华人人口比例下降速度将逐步趋缓,但老龄化程度将快速提高。     

海外华人三重性及其作用--以马来西亚为例

本文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探讨华人三重性即中华性、本地性和国际性的形成、内容、地位、结构及其在马来西亚现代化中的作用.笔者认为三重性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本质属性,其内容、地位及结构的变化不仅取决于马来西亚的国家环境以及华人与马来族等其他种族的关系,而且还取决于中国的影响以及华人社会本身的状况,并决定华人在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二十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主题变迁

在实地田野考察和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论述了其从传统地方性到新式统一性再到本土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使得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从华人移民音乐成长为华族音乐文化,成为当地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变迁中,社团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     

近期新加坡华人经济展望

本文主要结合新加坡经济发展策略 ,探讨新加坡华人经济近期几个发展趋向。本文认为在世界经济的冲击下 ,特别是在政府经济发展策略的引导下 ,本世纪初的新加坡华人经济将有五个主要发展趋向 ,即华人企业的实力有所加强 ;华人将大力拓展海外发展空间 ;华人企业和人才与外国企业和人才的合作与竞争将明显增加 ;华人企业将更多地涉足知识经济领域 ;独立创业的中青年华人可望增加等     

阿都拉政府的华人政策

本文主要探讨2003年10月阿都拉出任首相以来马来西亚政府的华人政策。阿都拉政府执政以来,致力于促进民族和谐,推出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华人经济政策和华文教育政策,承诺种族政权分享和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但是它也坚持维护马来人的特权,确认马来西亚作为伊斯兰教国的地位,华人与马来人地位不平等的根本问题并没有改变。     

东南亚华商与经济民族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东南亚华商面对居住国“原住民优先”政策的压力、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对立,应该立足于各自国家的立场和根本利益,与各自国家的其他族裔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东南亚华商的唯一出路,也是化解东南亚国家原住民经济民族主义的正确途径。东南亚华商只有随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不可能存在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所谓海外华人的利益。     

一个民族,两种想象:马来人与华人关于马来西亚民族建构问题争论之述评

结合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马来人和华人在马来西亚民族建构问题中存在着的民族概念的界定、民族建构的途径等诸多分歧和争论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马华双方都认为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马来人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马来西亚民族应以马来人为核心,以马来文化为特征,分散的马来西亚社会应当用马来人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来整合;华人则从公民权的角度出发,认为马来西亚文化是在吸收各个族群的文化之后才形成的,不论哪个族群的公民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在此基础上,各个族群才能融合。马来西亚民族建构争论和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Dominant Language–Ethnicity Notions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in Sarawak: Paternity or Patrimon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the identities of Malaysian Chinese, using Fishman’s (1977) dimensions of paternity, patrimony and phenomenology. The data for the study were taken from language attitude questionnaires completed by 300 Chinese (150 Foochow, 150 Hokkien) and interviews with 18 participants (nine Foochow, nine Hokkien) living in Kuching,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Malaysian state of Sarawak.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suggest that Chinese from the Foochow and Hokkien participant groups believe in both the paternity and patrimony dimensions of ethnicity, but the interview results also revealed a tendency towards viewing ethnicity as an inherited characteristic. Some are of the view that those who are of Foochow/Hokkien descent but cannot speak the ethnic language are “half Foochow/Hokkien”. The interview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comparatively more Hokkien participants than Foochow participants may be inclined towards the patrimonial view of ethnicity. This finding is further supported by questionnaire results showing more frequent use of the ethnic language (Foochow/Hokkien) by the Hokkien than by the Foochow. Both sources of data provide evidence that Foochow and Hokkien in Malaysia use Mandarin for daily communica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their ethnic languag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thnic language use is linked to conceptualisation of ethni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