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创作初探

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特别重视对方志理论、方志学以及志书的体例和规范的研究,形成深入研究志书理论的局面。”他还说：“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不讲科学性和学术性,志书的质量就没有保证。”随着新中国第一届修志任务的基本完成,我国的方志理论探讨也日趋深化,各种理论研究日臻繁荣,已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势,足见在我们这个有独特方志事业的国土上已形成了较浓厚的方志学术氛围。良好的学术氛围,     

《方志文本学基础教程》撰写述略

<正>方志文本学或志书理论是方志学基本分支学科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笔者就开始关注方志文本学的构建问题。《黑龙江史志》2000年第2期发表拙文《方志文本学引论》。随后拙著《方志学基础     

方志学研究中的数学工具

用数学工具解决方志问题。可以使方志理论研究和志书编纂实践由定性分析走上定量分析的轨道,从而推动方志研究向纵深发展。章就使用数学工具中的公理化方法构建方志学逻辑结构、利用数学结构构筑方志学理论框架、运用数学模型处理地情信息、采用模糊数学建立志书质量评价体系等作了初步探讨。     

两轮志书篇目的特点及价值取向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首轮修志,通过老一代方志工作者探索、总结,取得许多令人称赞的成绩,篇目设计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围绕志书的功能和价值取向,二轮志书的篇目设计、价值取向又怎样呢?这都是许多方志人员值得关注的问题,从首轮志书和已出版或已通过评审的二轮志书的篇目上,能启发我们。传统的方志理论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传统的篇目设置已经涵盖不了各个领域,     

论方志批评

在我国志苑中,志书多评论少,志评专著更少。新方志编修十多年来,也是志书多评论少,专论志评的文章更少。缺少的东西,恰是方志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 方志批评,或称方志评论,应当是一门社会科学性质的、对以方志志书为中心的一切方志范畴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评论的科学。方志批评的对象,涉及方志领域一切范畴。包括方志志书,方志学家,方志思潮,方志流派,方志理论,方志实践。一切方志范畴都是在志书基础上产生的,又随志书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方志批评要以方志志书为中心。方志批评与方志,是同时出生的“双胞胎”。     

体现方志性质特征 提高志书学术品位

地方志本质属性和特征是关系到写出什么样的志书,是编纂志书过程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关系到新志书的编纂质量和方志事业的前途。然而,它却是古往今来,在我国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而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本届修志之初,胡乔木同志曾提出新方志“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这概括了新方志的性质。但后来有许多同志认为有不足之感,主要是在志书的学术品位上。多数人认可新方志“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著述”这一提法。笔者认为后者的提法较准确。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地方志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众多的著述和信息媒体中是独树一帜的。许多方志学专家和地方志编纂工作者的研究和实践中都认识     

论点摘编

.方志理论.找不足建学科育人才段柄仁在《北京地方志》2012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应在总结第一轮修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炼、发展志书理论,创建方志学科体系。创建方志学科是近几年来方志界一直追求的目标。创建方志学科,首先要建立方志学科的理论体系。究竟什么是方志学科的理论体系?应当是在准确把握地方志产生发展     

开创广义方志学之我见

一、建立广义方志学的理论体系 李铁映同志最近指出:续修志书要上升为科学体系,当成学术工作来做。象建立历史学科一样建立方志学科。笔者经过二十年来反复学习修志理论和总结修志实践经验,认为建立广义方志学这一学科,应是续修志书根本性的理论体系。在方志性质的认识上,当今方志界既有对故人、前人观点的继承,更有诸多今人的创见。对方志的性质、定义以及方志学研究的对象还需深入的研究。以下一些     

方志文本学引论

如果说方志这个概念是涵盖从方志编纂到方志接受或从方志实践到方志理论的全过程。那么这个全过程的核心要素则是方志文本(或作品)。笔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故曾给方志作过这样界定：“方志就是一项以编纂和使用各类方志文本为中心的基础性学术文化事业。”(拙文《方志主客体关系论析》,《黑龙江史志》1996年第6期)传统方志学对于方志文本问题也曾有不少论述。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谈方志批评

方志批评是一种方志现象,它伴随着修志活动而产生,并与志书编纂共同发展。方志批评以志书和修志活动为对象,没有志书编纂,就不会有方志批评。志书编纂可以从方志批评中得到启发和指导,离开了方志批评,志书编纂中的经验教训就难以总结,志书编纂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就不易解决,志书质量也不易提高。因此,研究方志批评的作用、规律、性质和任务,探讨方志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方法．明确方志批评者的修养等问题,不仅是新志书编纂实践的需要,也是新方志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结合方志批评中的一些问题谈点看法,希望能引起志界…     

关于志书现代化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新志书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科学地记述一个时代和一方地情,是新志书面临的根本性任务。新志书对传统方志理论与方法,既要有所继承,也要有创新和发展,不然就不能完成其承担的历史使命。现代方志要吸收新的学术方法和思想,用新思想、新方法修志,让志书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在这种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客观记述与主观思考的关系,多一点对问题的认识与思考,是新志书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志书改革的方向。     

中国方志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构想

目前方志界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古旧方志散布各地,年久破损,难以持久保存;另一个是新方志修纂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但志书的利用率却很低。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图书馆方案的产生,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带来了契机。本通过对志书资源特性的考察,结合数字图书馆理论,提出一个建设方志数字图书馆的简要方案,即通过制作数字格式志书、加工生成专题库、在线发布和阅读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方志数字图书馆。     

一部提升修志理论和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仓修良探方志》读后

由著名史学、方志学和谱牒学专家仓修良先生撰著的《仓修良探方志》于2005年10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本独特而厚重的学术著作，书中收录了作者40多年来有关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基础理论、方志编纂学等方面的部分论文，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方志的历史和方志理论；二是对首轮修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商讨和评论，对于好的和具有特色的志书加以评价，向读者推荐；三是谈论新一轮志书如何编修。全书论证严谨，资料翔实，创见迭出，填补了方志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是了解方志学科的入门之作，也是提升修志理论和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纵观《仓修良探方志》，笔者认为该书的出版意义是多方面的。     

《方志编纂系论》近日出版

林衍经同志的新《方志编纂系论》,近期已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系作20年来从事方志理论研究、参与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成果,较详细地论述了省地县三级志书和城市志、部门志、专业志的编纂和续修,方志评论与方志编纂的密切关系,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一部利于读汲取方志编纂知识营养的读物。     

续修志书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笔者拙文《方志理论研究与运用的思考》(载于《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4期)提出两个观点：“志书理论滞后于修志实践”、“方志理论与实践脱节”是志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然而,笔者用今天的认识水平和续修工作要求重新审视它,虽不失现实指导作用,但在其内涵和外延上却有必要加以延伸或拓展,尚有建立地方志学科、正视续修志“收资难”、解决志书字数膨胀及续志创新等问题,亦需认真进行探究。以便使续修工作搞得更好,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较上届修志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     

志书凡例琐谈——从《龙岩市志·凡例》说起

社会主义新方志第一轮编纂已经基本完成,第二轮编纂全面展开又有若干年了,目前已出版的两轮各类志书数量几近万种。毫无疑问,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至今,出现了在中国方志史上最大的一次修志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修成出版志书数量之多,还是志书覆盖地域范围之广阔、志书种类之多样,对促进社会文明建设的贡献,对方志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方志人才的培养和造就,都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无法与之伦比的。     

中国地方志协会章程

第一条名称：中国地方志协会。第二条性质：本会是地方志工作者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其领导机关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三条宗旨：团结全国地方志工作者,为建立新方志学理论,提高志书的编写质量,为繁荣发展方志事业,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贡献力量。第四条任务：推动新方志学的理论研究,开展志书、年鉴编写和地方文献整理的成果评审,组织全国性的方志学术活动,培养方志的编写研究人才,沟通国内外方志的研究情况,开拓方志的对外学术交流。第五条会员：本会接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部分省会市和计划单列…     

现代志书编纂学语境下周应合方志学理论的再解读

周应合为南宋著名的方志学家,其主纂的景定《建康志》被誉为地方志佳构,该志的体例为后世许多志书所效法。周应合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分事任”“定凡例”“广搜访”“详参订”等方志编纂学理论。在现代志书编纂学语境下,其理论被再次解读后,将被赋予更多的新内涵。     

于成龙的方志学思想探析

于成龙是清代著名廉吏能臣,十分重视方志修纂,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主持修纂《畿辅通志》《江南通志》《江西通志》等,是方志编纂的中坚力量。他还为多部志书撰写序言,确定义例。于成龙以修志为责任,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科学编排志书体例,形成了关于修志方法、志书内容、文本特点、修志目的在内的方志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