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喷水池和延安路

正喷水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年、甚至1000多年以前。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贵阳城在元代土城的基础上用石块修建贵阳城墙,喷水池修建的城门,名叫柔远门(清初改名布德门),但市民习惯叫北门。1927年,因修建城内马路,北门被拆除。1929年,在北门街中心建一圆台,为贵州引进汽车、修马路的主政者周西成塑了一尊高约1.7米的铜像,自此,这里就叫"铜像台"了。铜像台东是三民东路(即今延安东路),西面四杰花园(即今延安中路)、南是(今中华中路),北为广东街(即今中华北路)。     

教授的积木小屋

打开电子邮箱,导师Olan的信静静地躺在里面。“亲爱的Zheng。本周六我和太太Emily邀请你到我家来吃午餐。参加午餐的还有我们系的其他一些同学……” 在美国攻读学位。埋首苦念圣贤书是行不通的,每学期都有大量的小组讨论、读书会和田野调查,还有,偶尔到教授家做客的“任务”。     

读《忆彭真二三事》引起的回忆

在<百年潮>1997年第5期上看到于光远的<忆彭真二三事>一文,引起我的一些有关回忆. 一是关于梁思成的"北京市人大代表"身份问题.至少在1952年以前,北京市的民意组织还不是"人民代表大会",而是"人民代表会议".我在1951-1952年时是北京市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的高校学生代表,当时也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农大一个教授代表是林传光先生,一个学生代表就是我.开分组会时高校代表是一个组,记得同组的包括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还有周培源、钱伟长等名人.     

文革时期文物沉浮录——鉴定新语

最近,古籍文物界泰斗朱家溍先生过世,一好友向笔者推荐朱先生所著《故宫退食录》一书,阅后使人赞叹不置,不能不为朱先生的博学多才,清高雅趣所折服。书中从古与籍文物鉴赏、清宫礼仪、戏剧电影乃至饮食文化,朱先生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如“我家的藏书”一节,朱先生谈到春、夏、秋、冬四季书屋中不同气候给主人带来的特殊感受。试想,置于这种幽香四溢的书屋中(文中称为“书香”),那真是一种享受。但其中有一段文字,阅后不能不为朱先生鸣不平。“现在我的蜗居,当然空气中没有书香的成份,不过还可以打开书籍,拿出一两部残余的明刊本的书来欣赏,一股幽香当然是嗅觉的享受。可是翻开书,不可避免地会看到‘康生藏书’‘戊戌人’‘大公无私’诸印。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落实政策,发还曾经被康生掠夺的善本书都有这几方印,不能说这不是视觉上的厄运。”     

王芸生的历史感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会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与其子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１９４９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５０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作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的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 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 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 …     

历史研究与理论创新——罗荣渠先生的学术探索历程

历史研究与理论创新——罗荣渠先生的学术探索历程杨玉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诗人屈原的这一千古绝唱,罗荣渠先生终生服膺,这位北大名教授的书斋名号即为“上下求索书屋”。正是本此精神,书屋的主人默默耕耘,上下求索,华章灿烂。但天有不测风云,...     

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史料

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声音。一问,才知道那是陈新桂先生的儿媳的一位朋友从京来沪,她托他来我家取磁带。我给了他4盒录音带──—既不是《济公曲》,也不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而是陈新桂先生生前跟我的谈话录音。那是我写《罗隆基传》时,赴京访问陈新枝先生,他一口气跟我谈了4小时,不仅谈他与罗隆基的交往,而且也细谈了自己坎坷多难的一生。就在我访问他之后不久,陈新桂先生与世长辞。他的儿媳听说我采访过他,给我写信,问那些录音带还在不在。对重要的采访,我都永久保存录音带。我当即答应复制4盒送她。她收到后,全家细细听了…     

告别“洁本”

长者何满子先生一次赐给我两本他的新著《世纪末抒情》,都是2000年出版的;但却是两种不同的版本。满子先生在两本书的扉页上各写下一段文字：     

哈密瓜的原产地域在吐鲁番地区——兼与张仁斡、王林二位先生商榷

最近,拜读了张仁斡、王林二位先生发表在《新疆地方志》2001年第四期上的文章《再谈哈密瓜的原产地域》,本不想多说,因我在《也谈哈密瓜的历史渊源》一文中,就“哈密瓜的原产地在吐鲁番地区”的问题已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但因张、王二位先生提出就一些问题想与我商榷,只好谈一下自己不十分成熟的看法,若有不妥之处,恳请二位先生见谅,并请二位先生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农家书屋工程的作用与管理

当前农家书屋工程在全国各地已经大规模的进行推广,农家书屋工程作为一项利国惠民工程,是我国进行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农家书屋工程在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分析了限制农家书屋发展问题之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积极探索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随着农家书屋工程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实施,一些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入思考：怎样才能使农家书屋这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型载体得以又好又快地发展,怎样才能使农家书屋在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情神文化需要,切实解决乡村文化贫困和信息贫困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也就是真正“用起来”、“活起来”。其中对农家书屋是否能持续发展的隐忧也是存在的。     

由“中美合作所“引发的一二事

何蜀先生的《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刊2002年第7期《书屋》)一文澄清了一个历史上的是非,即所谓“中美合作所”——它不是“白公馆”或“渣滓洞”的同义词,它不过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的一个合作的军事情报机构     

合译莎士比亚，是我们一生美好的回忆——王元化追忆张可

2006年8月6日上午9:20左右,王元化接到妻子张可去世的消息。一个多月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采访前与先生说定,只谈张可。时间:2006年9月11日下午地点:庆余别墅210房她很朴素,不喜欢修饰人物周刊:您第一次见到张可先生是什么时候?王元化:1938年的春天还是秋天我记不得了,但那个地厅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     

一位很值得纪念和研究的人物──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

1993年是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张申府先生（1893─1986）,哲学史家兼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1893─1964）,以及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先生（1893─1988）诞辰一百周年。中国文化书院于当年下半年（梁漱溟先生的诞辰日）召开学术会议,探讨研究他们在中、西、印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我有幸也被邀与会,并就梁漱溟先生事提供了一个书面发言。今录之于下。我对上述三位先生的学术、道德、生平都缺乏研究,本来没有发言权。唯独对于梁漱溟先生,我禁不住想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梁先生有特别的了解,而是因为我意外地读到汪东林先生发表…     

短歌当哭

公元２０００年是个凶年,刚祭别了周振甫先生,接着又走了戈宝权先生、柯灵先生和程千帆先生,再加上前些时先行的赵朴初先生,文坛、学界遭此噩运,斯文难再。 欲哭无泪,就是有泪也禁不得接连而来的许多悲哀。长歌当哭,我已无力长歌,只能短歌而哭一哭程千帆先生。 至今我还未曾见过程千帆先生,因为我不是他的弟子,却对他老人家怀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感,我知道我的学业与他相比相差奚止千万里,一见面就会被他洞察而无地自容,这就是当我得悉南秀村他的住址时,多年来一直没去拜望的心理障碍。 程先生１９７８年被匡亚明校长请到南…     

周振甫先生访谈录

周振甫先生访谈录张立生周振甫先生勤奋治学,文史兼通,是我国一位饮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访先生。周先生在北京幸福一村家中的书屋里,接待了我们。周振甫先生是位谦和的老长辈,在谈话中不愿多谈自己,在我们的一再要...     

读者来信

<正>近日,我在下乡途中,到一处村级农家书屋,见到几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正在认真阅读《文史博览》2010年第六期所编发的《三八线: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底线》一文,爱不释手,都围着我深     

我编导《截止训传》的经过

关于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前后历时很久,曲折颇多,也是我电影艺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早在1944年夏间,我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有一天,厂长李清悚领了陶行知先生来会见我。陶先生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我有机会时能够把清朝的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 我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那一本由段绳武主编、孙之俊绘画的《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     

考古泰斗 一代宗师──深切缅怀苏秉琦先生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就从事考古工作,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在先生的六十余年考古生涯中,他不仅是一位学术造诣深,为中国考古学作出贡献的考古泰斗,也是一位执教育人、桃李满园、师表流芳的一代宗师。苏秉琦先生旦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做为他的学生,我不仅在北大学习期间乃至后来到湖北一I：作,都常常得到苏先生的谆谆教诲,这一切都使我难以忘怀。此刻悼念先生辞世,亲身经历的一些往事便历历在目。一、良师的…     

王道俊:投身主体教育的教育学家

正2013年是华中师范大学建校110周年。为迎接校庆,学校出版社准备推出系列图书,其中就包括我撰写的《华大精神与人文底蕴——学人·学术·学养》一书。因为撰写该书,我便与王道俊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该书写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上的一些名家大师,选哪些人,当然需要一定的标准,我也自定了一些标准。在我的心目中,王道俊先生自然是位列其中的。在写王道俊先生之前,我先做了一番功课,查阅了相关资料和研究文章,目的是增加对王道俊先生学术贡献的认识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