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史馆中史官生存状况的考察

清代史无专官,史馆内的史官主要由翰林院、内阁及各部院衙门派充,其余则靠荐举、延请、招考和征用来获得.史官的流动性很大,统治者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将史官调离史馆.史官在史馆内交流治学心得、探讨史书编纂问题,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又被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绝对不允许危及统治者根本利益的言论和行为出现.清代史官多是知识精英,有着修史以经世的政治情怀,但由于史馆修史要体现官方意志,史官因此饱受专制政治的精神摧残,倍尝人格分裂之苦.到晚清,多数史官表现出政治上的保守和迟钝,无法在社会变革面前做出相应的反应.     

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

清代史馆是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们充分吸收此前历朝设馆修史的经验,在人员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着较为完善的制度。在人员设置上,各史馆之间相互参照,按分工不同分为管理人员、纂修人员、佐修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大类。在人员组成上,汉人、满人等都占一定的比例,纂修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管理上,清代史馆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制定史馆规章,建立考勤考绩制度,严格奖惩制度,提高了修史效率。同时,清代史馆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多缺陷。     

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嘉庆朝编《大清会典》,又将史官议叙法规化。议叙内容根据史官出身和品阶不同相应有差,包括加级加纪录、加衔、提前开复、获得选官优先权等多种。终清一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编年史与晋宋官修史运作

官修史运作是一个反复编纂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运作环节的增加,这有助于保障从原始资料到官修史书的顺利转化。东晋南朝,编年史在官修史运作中影响明显增加。东晋一代有官方编纂编年体国史的惯例,例如干宝、孙盛、徐广、王韶之的编年体晋史著作。东晋末与刘宋的官修史一脉相承,将晋宋的官修史连续起来观察,可以了解编年史如何在官修史运作中发挥作用,并理解东晋初干宝针对编年体晋史的主张如何影响了后代的官修正史。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在我国,至迟在殷商时代便有了史官。最初的史官虽非以修史为专务,但记录时事无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这实际已开官方修史活动的端绪。史官将过去的记录编次成册,便是官修的史书。而私人修史,则是到了春秋末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记载由官府流传到民间之后才出现的。两者相比,官方修史活动的历史要更久远些。而且,以最初的史官修史直至民国北洋政府开清史馆,其间各朝各代官方修史机构的名称职司及官方选用修史人员的方式,虽然屡有变化,但官方修史活动的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私人修史风气甚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因而,官方修史活动当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考

清代承袭历代修史制度,开设各类史馆颇多,纂修史著亦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国史纂修,是清代官方史学编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乾隆朝纂修的"五朝国史"较康熙朝"三朝国史"、雍正朝"四朝国史",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开创了国史纂修的新局面,促进了清代国史纂修制度的完善,成为清代官方史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何以"外民国"——《清史稿》反动成因探析

《清史稿》是民初官方主持纂修的史书,刊印不久后却因"内清室而外民国"的反动立场而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究其原因,首先,清史馆在归属问题上的含糊不清使修史宗旨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在史书纂修过程中,北洋政府对史馆成员的政治立场缺少足够的干预和控制;第三,史书纂修者在书稿中表露出了或深或浅的遗民心态.最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在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清史稿》表现出的"表扬清室"的态度和"遗民"口吻都被视为"触犯民国"的罪证.《清史稿》从成书到被禁的历程,显示了政府与修史机构、修史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民初复杂的政治生态.     

明代史馆探微

文章对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进行了考证和探讨 ,认为明代史馆是虚实相兼的修史机构 ,虽非恒开之馆也无固定的官员 ,但有特定的场馆和一定的管理制度 ;明代史馆的管理和变化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在修史机构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继承与嬗变: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简论

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新进展,某些史书编纂旨趣出现了新变化,人物传记与教法史作为藏族最主要的体裁,其编纂理论与方法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史书将弘扬佛教与考证历史较好地统一起来。这些都体现出清代藏族史学家高超的编纂能力。     

论满族文化先驱--巴克什

巴克什是满族历史上第一个文人群体 ,在太祖、太宗时期 ,他们创制满文 ,翻译汉文典籍 ,是满族文化的先驱 ,也是满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 ,他们身兼军事 ,建树军功 ,在关外时期的后金 (清 )政权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 ,由于巴克什自身文化水平有限 ,加之后金 (清 )政权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及大量汉儒臣加入 ,在清入关前后 ,巴克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直至消亡。     

明清学者论《旧唐书》署名问题辨正

《旧唐书》成书时,刘昫刚任"监修宰臣",于是《旧唐书》也就署名为"刘昫等纂"。不过这并非刘有意掠人之美为己有,而是当时的官方修史制度使然。明代中期以后,一些著名学者对《旧唐书》的这一署名形式产生了种种疑问,涉及到欧阳修的史德、刘昫对《旧唐书》编撰的贡献,以及《旧唐书》编修过程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但考察唐朝五代时期官方史学的发展实际可知,这些学者的论述皆有粗疏陋略乃至根本错误的地方,刘对《旧唐书》的编撰成功,起到了他作为第三任监修官的应有作用,《旧唐书》的署名形式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刘"这一名称,已经不再只是代表他个人,而实际上成了《旧唐书》纂修队伍集体力量的代名词,成了《旧唐书》的代名词。对中国古代其他官修史书的署名情况,也必须作如是观,才不致被迷惑。     

皇宫旧灯铭维艰——从沈阳故宫旧藏糠灯看清代帝王的教育

糠灯是满族先民所使用的照明用具。盛京皇宫的清宁宫内曾摆放着一盏糠灯,它是皇太极生前所使用过的。入关后,此灯也一直存放在盛京皇宫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每每东巡盛京,始终都把“恭瞻”遗物作为一项例行的制度。清代十分重视对幼帝的教育,除了学习汉文化、继承本族传统文化之外,更注重以物育子。从多位皇帝的诗篇中不难发现,糠灯是“溯述家风”的民族传统教育的一件经典实物。     

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从历史背景来看,藏传佛教赋予中原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只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性符号。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悦纳,它们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乾隆帝制作御容佛装像的基点在于以传统王朝的皇帝面对蒙藏族群,在此前提下融入个人的宗教趣味,形成了以"转轮王"兼"文殊菩萨化身"呈现的皇帝形象。如果说这种形式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身份治国的观点缺乏依据。     

Han Chinese,Manchu, and Western Spaces: The Changing Facade of Imperial Education in Qing Beijing

The physical spaces of imperial education during the Qing were carefully constructed sites of political architecture that sought to shape the behavior of princes, emperors, and their teachers while projecting dynamic images of power.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range of buildings associated with the Qing pedagogical apparatus. It argues that the changing spaces of imperial education drew on both classical ideals and international iconographies of power to create and disseminate a fluid vision of rul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Qianlong emperor or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iyong Hall at the center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in Beijing for exclusive use by the emperor during the Imperial Lecture, combining classical Han Chinese and Manchu expressions of authority.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irs to the throne and young emperors were trained in classrooms filled with calligraphy penned by their ancestors. Aphorisms drawing 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s well as Daoist and Buddhist texts, urged the young rulers to strive for dynastic renewal. Finally, at the st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the Qing worked to transition to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mperial classrooms around Beijing were infused with Western architectural styles, incorporating new strands of authority for the reforming Qing dynasty.     

“尘定轩”斗彩山水人物盖碗——清代黔籍名宦石赞清家藏御瓷

贵州省博物馆珍藏的“尘定轩”斗彩山水人物盖碗,是皇家赐予清代黔籍名宦石赞清的一件御瓷。本文通过对斗彩瓷发展史的介绍,以及这件后朝仿前朝型制瓷器的价值评述,说明它是反映清代道光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生产状况的一件难得的实物佐证。     

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同时反映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