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读台北故宫

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我把它视为心灵实施的“文化摄珍之旅”,因为我心驰神往在七千年中华历史文化的时空高速通道中。     

崇尚真实 崇尚独立

我们迎来了２０００年,迎来了２１世纪。 在这喜庆的日子,我向《炎黄春秋》的编者、作者、读者致以良好的祝愿。 《炎黄春秋》是一本以普及当代和近代中国历史知识为重点的刊物,是一个创办多年、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它的作者大都是他所叙述的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或者是对那一段历史作了一番深入研究的人。它的读者是对增进自己历史知识有兴趣和愿意接受历史教育的人。既然《炎黄春秋》是这样的刊物,我就想在这里讲一下写历史、读历史、对待历史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我认为就是题目上的：崇尚真实、崇尚独立这八个字。 恩格斯在《费尔…     

透过史料看卢沟桥事变

2012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75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其在民族解放战争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卢沟桥战火燃起的那一天,世界人民就在关注着它,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学家,都在研究它、分析它。随着各种史料不断浮出水面,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愈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本期,我刊特别邀请中国抗日纪念馆副馆长罗存康,对卢沟桥事变中鲜为人知的部分史料进行梳理,旨在重现那段铁血铮铮的历史,彰显我中华不屈不挠的民族之魂。     

我的历史地理学之路

坐在侯先生古色古香的书房里,听他讲述那尘封已久的往事,仿佛时光又回到了那久远的岁月中……侯老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有人说“从事地理地质工作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学”,我不这样认为。我曾经是地质地理系主任,主讲历史地理学,我没有感觉到学生不愿意学,我的学生都很好。历史地理学么,我说它是又古又今之学,它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加以实地考察,是读书加行路的一门学科。研究地理要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这样就要求必须有一个好的身体。实际上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连续两年都因为身体原因升不了学,…     

从接触“红档”到研究《红旗》史

正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红旗》史。为什么要研究它?概括地说,身份使然,职业使然,刊物的性质使然,再加上机缘巧合。首先,我是1986年7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的,在沙滩大院工作了整整30年,也算是"红旗"时代的人,对这个单位比较熟悉。其次,我是学历史的,虽未直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在本社哲史室(部)当过十几年编辑,编过不少历史方面的稿件,对史学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回想起1998年秋季的某一天,     

用博物馆的语言展示、传播海丝文化

正1988年我来到海交馆工作,现在是海交馆的第五任馆长。我认为自己很适合在这个馆工作,因为它和我的祖先的历史有关。我是地地道道的泉州人,但祖上是从阿拉伯过来的。我的祖先来到泉州后,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22代了。我们有族谱、祖墓、祠堂,所以整个宗族历史脉络很清晰,我们家族本身就是海丝的见证。海交馆是1959年建馆的。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郑振铎来到泉州,看到泉州民间收藏了非常多的外国侨民     

懊憹曾照井泉清

撩开历史的重重帷幕,古老的白州在我眼前隐约闪现。我不是博白人,只为博白是广西客家人聚居之地,客家人那种特有的亲和力,使我对它多了一份情愫,总想为它说些什么。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首先使我想到的是,屈大均所说的“东粤女子能诗”第一人——绿珠。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的发展

<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相结合,已经有了大约九十年的历史。在这90年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几个历史阶段,它与中国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在历史运动中发展、壮大,也回答着历史提出的新问题。当今,在新的历史条件即全面深入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历史任务。对此,我讲几点认     

《20世纪的历史学》中译本序言

我非常之高兴 ,本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以中文出版。我非常欣赏中国对我的著作感兴趣。我最初的文章之一《美国和德国思想中的兰克形象》在 196 2年就已经有了中文译文 ,后来我得知它的翻译者就是本书的翻译者何兆武先生。后来我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 1975年 )和我与哈罗德·Ｔ·派克合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 1979年 )两书均于 1989年在北京出版。多年来我和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有着密切的学术接触 ,自从 1980年“历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创建以来他一直是该国际委员会的一个活跃的成员 ,也曾是我在布法罗城的客人。齐世荣教授在 1982…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建设历程,迎来了它的五十华诞。在这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在举国上下为国庆盛典而欢腾歌唱的热烈气氛中,像我这样年届九十、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沧桑的老人,自然也是异常兴奋,并有着许多感慨的。对新中国五十年历史的回顾,不能不与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联系起来考察。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前一半和后一半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前一半为旧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在帝     

回忆父亲胡耀邦对我的教诲——从一封家信谈起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1983年9月,给我授过课的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送给我他的一本新著——《岳飞传》。他对历史编撰的两种倾向有一评论：官史偏于溢恶,家史偏于溢美。此话用在岳飞身上十分公正。它的普遍意义,则提醒人们书写历史一定要真实客观。     

秘境湘西 吉首乾州古城

<正>我喜欢生活在古城里,因为它承载和沉淀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但遗憾的是,上天并没有给予我这份自小就期待的恩赐。我喜欢生活在古城里,因为它灵魂上的、美感上的、味道上的、历史上的东西,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吸引着我。到了湘西吉首的乾州古城,已是傍晚。晚餐后的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要走进它、亲近它……     

北元官印考

元代自顺帝北奔应昌后,历史上称它为北元。北元的历史资料是极其少见的。我于前几年在故宫博物院整理藏品时,发现官印三方。由于印背刻有年款,得知是北元遗物。现据此三方北元官印,参考《元史》、     

杂忆育英中学——我执教的第一个单位

<正>北京育英中学是一所资格很老的中学,2014年是它建校150周年。育英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949年后由人民政府接管,不久改名市立第25中学。解放前,校长一直是李如松先生。1949年夏,我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由北京市委学校支部工作科派到这所学校任政治教员,几个月后又兼教历史,一度还做过教导主任。1954年离开25中,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我在育英中学工作一共5年,对它有一定的了解,现将这一段     

胡耀邦与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和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很特殊的一页.这一段历史时间不长,但很重要.如果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就很难了解新中国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很难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说不清它的来龙去脉.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先行者.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我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参与了拨乱反正的一些事.我已撰写了<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一文,着重讲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发表在<百年潮>2003年第7期上,现在写的是续篇,讲其他方面的拨乱反正.     

美哉,麋鹿银币

在林林总总的纪念币中,我对1994年发行的珍稀动物麋鹿银币情有独钟(见图).闲暇时,总喜欢把麋鹿银币拿出来看看,银光闪闪中麋鹿那雄壮而又温和的形象折射出它那奇特而又神秘的色彩.三朋四友相聚时,我常把这银币拿出来大家欣赏,遇到至交好友时还特意买来赠送.我为什么这么喜爱麋鹿银币呢?原因不仅仅因为麋鹿是国家一级珍稀动物,更重要的是它的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典故、传统文化以及那些传奇故事.……     

“不能让他们有盲目的优越感”——父亲刘伯承的教子之道

正2016年是刘伯承元帅逝世30周年。在后人的缅怀与评说中,刘伯承多以"军神"、战将形象出现,但在儿子刘蒙的回忆中,父亲刘伯承是一位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慈祥的好老师——从书法、文学、历史到为人的准则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爸爸都给过我很多教育。虽然我没有能力把这么丰富的内容全部有条不紊地归纳起来,但是每当我遇到困难,它经常切切实实地给我智慧和勇气。"吴下阿蒙"我解放初期出生在南京。听妈妈说,爸爸希望我长大成     

史学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个人的教学情况,讲三个问题。一、关于教学的指导思想问题我原来是教中国古代史的,不曾系统学过史学史。“文革”以后,自学史学史,两年后居然走上中国史学史的课堂。我深感到史学史课程之重要。它能推动通史教学与研究的深入发展;它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历史工作     

一位苏联外交官女儿的回忆——读AM斯拉乌茨卡娅著《哈尔滨—东京—莫斯科》一书感悟

<正>依我之见,《哈尔滨—东京—莫斯科》一书的读者,不仅仅了解30—40年代的苏联、中国、日本所发生的事件,也会对历史的本来面目发生兴趣,或许我也是其中一员。我没有资格对当时的苏联官员有何评论,既或评论一番也未必客观。但有一点我深信,历史的发展会清晰地将真实面目公示于世。(一)AM斯拉乌茨卡娅,在书中写道:"哈尔滨是我童年时代住过的城市,它在很多方面,都和俄罗斯的城市相像。这并非偶然。1896年,中国政府同意     

留住历史的瞬间——《南京明清建筑》、《南京民国建筑》述评

历史是什么?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回答。我以为,简单地说,历史就是故事,就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历史,不能还原,不能再现,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它的魅力。尽管历史有这样的缺憾,但并非无迹可寻。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仍能发现先祖们留下的种种印记。这给后人探寻、破解历史之谜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