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转对制度补考

北宋时期的转对,是一种带有补充性、"兜底"性质的奏对方式。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权益,转对的覆盖面较广、频度较低,并以庶官群体为主体,采用一种相对分散的分配方式,注重保障奏事群体最基本的上殿机会。不过,这种力求"兜底"、注重轮次、"撒胡椒粉式"的权益分配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转对的施行过程中君臣交流的深度。     

北宋时期的东京

开封是北宋王朝的首都,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北宋在开封建都共一百六十八年(公元960—1127年)。前后经历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微宗、钦宗九代皇帝。北宋统治阶级,利用从全国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从事开封的建设,使这座封建城市在各方面都得到很大的发展。     

北宋时期的古籍整理

公元十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宋政权,是一个重视“文物之治”的王朝,他们曾对古籍整理进行了长时期的工作。一北宋时期为了保存古籍,曾对散佚古籍进行了多方面的收集。我国在宋代以前,官藏典籍,据欧阳修《新店书·艺文志序》说,历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再加上当时整理的佛、道经典九千五百卷,计有九万余卷之多。它反映了     

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

北宋时期 ,河北路的御河在当时是一条较为重要的内陆运河 ,它是由隋唐时期的永济渠发展而来的。在北宋一代南北对峙的局势下 ,御河的河运之职得到了充分发挥 ,北宋政府通过它运输物资赴河北边地养兵防边。御河作为漕运渠道 ,其功能的最终消失是由于黄河侵占其河道所造成的。本文试图对北宋一代御河的水源、作用及淤废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北宋时期的汴河建设

北宋建都东京(今开封)。整个朝廷,主要仰赖江南财赋以维持其庞大的军政开支和奢侈用度。而江南财赋全靠漕运入京,漕运又以汴河为主。正如北宋张洎所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又如张方平所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漕为主,……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宋太祖曾对进贡宝带的钱椒说过:“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     

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

宋代洛阳城已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由于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和历史、政治等原因,宋代洛阳园林之盛成为一大特色;宋代洛阳又是官僚麋集的城市,官僚集团中一些政见相同,利用会社组织,形成左右政局的政治力量。会社组织活跃,是其又一特色;宋代洛阳的经济远不如它在政治、园林方面的地位重要,但与开封之外的其他城市相比,亦属较为发达,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     

北宋时期的科举改革

科举制诞生于隋,发展于唐,成熟于宋。宋代科举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建树,多完成于北宋期间,南宋则多因其成法。北宋的科举改革,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北宋时期,政府不再干预地主对于土地的买卖和占有。中小地主通过购买土地,发家致富。另外,工商业经济也空前繁荣发展起来。新兴的地主和工商业者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迫切要求登上政治舞台。宋统一之后,鉴于唐代以来贵戚专权、武人跋扈等历史教训,为了不重蹈复辙,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科举从唐代以     

北宋时期的惠民河

北宋惠民河由三段河道构成:闵河、蔡河和从合流镇至长平镇的运河。惠民河这三段河道是怎样开通的?流经今天哪些地方?本文略作考证如下。一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夺取了后周政权,“以大梁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定都开封。开封在后周时期就是都城,当时“华夷辐辏”,“屋宇交连”,“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商业繁盛,人口众多。北宋立国以后,开封的人口     

北宋时期传统价值观述评

在传统社会背景下,德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德体现着礼的本质要求,礼表达着德的根本属性。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促使政治领域的价值观礼不断完善并产生作用。北宋时期,礼不仅成了政治领域的价值观,还延伸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正好印证了古代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而这一过程,是伴随着核心价值观德在政治领域推演展开形成,具体包括以君为本、以礼为制、纲常为义、仪俗为教四个方面。     

广济县发现北宋时期地契

1986年10月,湖北省广济县两路乡永西村二队徐祥仪同志建房子挖基时,无意中挖出了一件陶罐,进一步挖掘时,又出土了青石碑一块及其它文物数件。他认为这些文物     

论北宋时期的花石纲

花石纲是北宋后期弄得民不聊生的一个历史事件。北宋统治阶级的胡作非为,是历史上剥削阶级的一面镜子。考察一下北宋统治阶级大搞花石纲的情况,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很有益处。一花石纲发生在北宋最腐朽的一个皇帝宋徽宗统治期间。北宋一共有九个皇帝,宋徽宗是倒数第二个皇帝。早在宋徽宗即位之前,北宋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就很尖锐。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在太祖、太宗时期,还多少有一点进取精神。到了真宗、仁宗、英宗统治的北宋中期,社     

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北宋时期是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得这一时期的开发具有明显的军事性和不稳定性。一方面经济开发使北宋政府有效地巩固了边防,安定了局势,加强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联系;另一方面,由于过度的垦伐,使得陕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化和土地沙漠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北宋开封的慈善收容机构

开封作为北宋的京都,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多达百万以上,由此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其一就是许多贫民生活无着或流落街头,为此,北宋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收容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民。北宋开封的收容机构大致分三类。第一类叫福田院,以收养乞丐为主。“福田”是佛教用语,佛教徒相信“轮回报应”,认为积德行善会使自己得到好的回报,而行善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救济穷人,这种施贫救苦当然会使“行者得福”,就如种田会有收获一样。因此,凡有施贫救苦等善举者皆称“福田”。这一佛教用语后来就成为北宋收容机构的名称。开封的福田院建于北宋…     

北宋反腐败制度简论

<正>吏治腐败问题始终是封建中国无法根除的顽疾。吏治的腐败,直接损害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仅影响国家的财政税收,败坏社会风气,更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会有意识的采取措施整饬贪污,打击腐败。其中,北宋时期统治者推行的反腐败措施尤为严厉,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与治     

从北宋东京外城的考古发现谈北宋时期的营造尺

正20世纪80年代,开封市宋城考古队(现为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北宋东京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在随后发表的简报中,公布外城周长约29120米。近年来,又对外城遗址多处地段进行了重点勘探复验,最新测量外城周长为29072米。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考证认为,北宋时期是以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计里时使用的是营造尺。另据《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玉海》等所记宋东京     

北宋时期碑林藏石考述

对不同历史时期碑林藏石情况的研究,是碑林基础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能见到的西安碑林最早的一份藏石目录,是民国初年由省立图书馆编辑的《图书馆所管碑林碑目表》。此前各代,均无现成碑目留存,其藏石情况只能从当时人的金石著作和有关碑刻资料中辑考,且时代愈向前推溯,资料愈少,困难愈大。不久前,笔者在《金元时期的碑     

北宋、辽时期的朝鲜华侨

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统一中原,史称北宋。这时中国地方部分地区及东北地区为契丹族所建辽所据。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为高丽王朝。高丽与北宋、辽皆保持朝贡关系。侨居高丽的华侨众多,为古代朝鲜华侨高潮时期之一。北宋人多从     

论北宋政治变革时期的文化

(一) 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是北宋中期两次大的变革运动,虽然这两次改革运动中间相距差不多24年的时间,但是一般认为熙丰变法是庆历新政在更大规模和范围上的继续.这是因为:一、庆历新政拉开了宋代变法运动的序幕,由于庆历新政的昙花一现,未能缓解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因而随着统治阶级的危机的加深,士大夫要求改革现状的呼声不断高涨,"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①二、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改革的新举措和新动向,如陕西青苗钱,郭谘千步方田法,浙江路李复圭改用出钱召人承募衙前役等②.从而为大规模的变法运动作了准备.由这二点来看,把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约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过程,称作变革时期,大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北宋时期白洋淀区域屯田的兴衰

北宋时期,白洋淀区域在行政建置上属河北路,处于宋辽接壤的边境地区。北方燕山天险丧失后,面对强大的辽国骑兵,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北宋政府依托本区域独特的地势和水资源条件,疏浚河流、筑堤蓄水,将河湖等自然水系联络起来,建成独特的塘泺防线,被誉为“水长城”。在防线附近营建寨堡,驻军戍守,依赖塘泺的水源开垦水田,种植水稻,为驻军提供军粮和水产品,造就了北方的鱼米之乡。同时屯田与塘泺相结合,密布的水网起到了迟滞辽国骑兵的作用。屯田建成后,由于管理不当,收益逐渐下降,以致成为财政的负担,在王安石变法等因素的影响下,宋神宗之后河北屯田逐渐荒废。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北宋时期(960-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疫灾频度为35.1%。其疫灾多发生于春、夏季节,秋、冬季节较少发生。整个北宋时期,疫灾频度呈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时间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疫灾频度为20%-70%。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很少有疫灾流行,且疫灾都与战争有关。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这些疫灾中心的形成,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