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

吐蕃占领教煌时期,汉地佛教通过敦煌等地向吐蕃本部传播,对吐蕃佛教产生重要影响.吐蕃曾在敦煌等地举行释放唐朝战俘、两国通好、礼佛祈愿等活动;敦煌蕃汉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也曾发生过一些联系与接触;吐蕃在河陇推行的各项制度大量模仿唐制,唐朝文化礼俗在敦煌地区仍然被官方和民间一定程度上加以保留和吸收;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公元848年敦煌世族张议潮率众起义,驱逐吐蕃,建立归义军政权,遣使归唐的壮举.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祗、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柢、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祇、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祇、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源流与艺术风格——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之三

吐蕃的统治带来了敦煌图像史上的巨大变革,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敦煌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地追求两京风貌,在艺术上出现了多种异域题材与风格。此时的吐蕃正处于佛教的前弘期,多种佛教信仰流入吐蕃,吐蕃在佛教上呈现多元化的倾向。相应地,吐蕃治下的敦煌佛教也带上了多元化的特征,这一点在密教艺术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以往,对吐蕃时期敦煌异域风格的作品往往概称之受印度波罗风格的影响,实际上在此时的敦煌几乎找不到一件纯粹的波罗风格的作品,绘画品往往呈现出多种风格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吐蕃统治的后期。     

敦煌莫高窟第85窟与塑绘结合的金刚经变

一、问题的提出 敦煌石窟经变画中现存金刚经变18幅,其中盛唐一幅,绘于第31窟南壁,吐蕃占领时期(786-848)十三铺,分别绘于第112、144、145、147、150、198、359、369窟南壁,第236、240窟北壁,第135、154窟东壁.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宗教文明

在李唐王朝处于平定安史之乱时期 ,吐蕃乘机占领了河西北广大地区达七十多年。在此期间 ,敦煌呈现出佛教、景教、摩尼教、苯教、祆教多种宗教共存的局面。本文援引大量文献资料 ,对上述宗教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作了论述     

唐末宋初僧职判官考——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敦煌寺院文书和世俗文书中多见有僧职判官,此职务是佛教资料中绝无仅有的。僧职判官是吐蕃占领敦煌后,效仿世俗政权中的判官新设立的僧团释吏,并延续至归义军时期。判官由僧众选举而生,任命权则掌握在世俗政权手中。代表都僧统司监督寺院经济和法师活动是判官的职责所在,部分判官为僧中富户与其家庭背景有极大关系。研究敦煌僧团判官一职,无论对于认识敦煌僧官体系特色还是全面认识中古僧官制度均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吐蕃政权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管制——敦煌世俗政权对佛教教团经济管理研究之一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吐蕃统治者在支持佛教发展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对寺院经济进行有效的管制,设置了专门管理寺院经济的官员如岸本、寺卿等,且吐蕃世俗长官如节儿、瓜州节度使甚至吐蕃东道节度使往往会同僧官如宫廷僧统、瓜沙都僧统、住持沙门和寺院纲管等一道共同对寺院经济进行核算管理。同时,吐蕃统治者还通过对寺属民户征税课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敦煌寺院经济的快速发展。     

唐宋时期敦煌金光明寺考

金光明寺是唐宋时期敦煌地区著名僧寺,本文从寺名来源、存废时限、寺院地址、佛寺建筑、经济状况、僧人规模以及人事升迁七个方面探讨了敦煌金光明寺的建置沿革和僧人情况。通过对敦煌文献和传统史料的梳理,我们认为其寺院名称来源于佛教经典《金光明经》,起讫年代在公元769年至1019年左右,寺址位于莫高窟,寺院建筑包括寺门、钟楼、大殿、禅院、禅窟、堂、仓和僧人临时性住房等,从吐蕃占领敦煌到曹氏归义军时期该寺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僧人数量显著增长,由徒众推选寺院三纲并经缁流领袖批准,在敦煌地区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加。     

吐蕃敦煌抄经坊

吐蕃统治敦煌后期,赞普墀祖德赞时期,作为兴佛的具体举措之一,吐蕃敦煌当局在敦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抄经运动,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卷在敦煌抄经坊中源源不断地流出.敦煌抄经坊是最基本、也是最具活力的佛经抄写机构；抄经团队达到了近七百人之多.规模庞大的抄经队伍,以抄经为业,他们的生活来源以及抄经坊的具体运作模式等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

公元七世纪初,在青藏高原上兴起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吐蕃为了扩张势力,从公元六七○年前后至八世纪后叶与唐朝进行了长达一百二十多年的争夺西域四镇(龟兹、于阆,焉耆、疏勒)的战争,其结果导致了吐蕃对包括于阗在内的西域很多地区的达半个世纪(八世纪后叶至九世纪中叶)的占领。在吐蕃统治于阗的几十年中,吐蕃与于阗在各方面关系十分密切。藏族的政治、文化、语言、经济等对于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于阗的佛教和佛教僧人对吐蕃本土的佛教传播起了推动作用,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藏文文献记载颇多,可以说是史不绝书。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侣的占田及税役负担——敦煌世俗政权对佛教教团经济管理研究之二

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侣可以通过博换、买卖、请田、继承祖业等方式占有土地,而吐蕃和归义军政权在认可僧侣占田的同时,还通过对僧侣据地征税课役、控制僧侣土地所有权的变更等方式对僧人的私有土地经济进行管理,从而构成吐蕃和归义军政权对敦煌佛教教团经济管制的重要内容。     

书讯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郑炳林黄维忠主编,民族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是"敦煌吐蕃文献选辑"丛书的一本,该丛书选取代表性的敦煌吐蕃文献,分宗教、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文学、语言文字、科技等专题,以单一文献为单位,进行解题、录文、汉译文和注     

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陆离与陆庆夫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一期撰文,从敦煌佛教对吐蕃的影响及吐蕃在敦煌释放唐朝战俘并与唐朝交好的举措;敦煌地区的蕃汉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的联系;吐蕃统治下敦煌官方和民间对唐朝典制礼俗的保存与吸收：张仪潮起义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四个方面研究了这段历史。     

吐蕃敦煌乞利本考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置的乞利本(khri dpon),又名沙州节儿论(rtse rje blon),是可以简称为节儿(rtse rje)的吐蕃职官中品级最高的一级。该官职由吐蕃人担任,统领敦煌各级蕃汉官员,负责在当地推行吐蕃的各项统治制度和措施。此官职在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始出现,一直是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     

浅谈敦煌壁画中的两种建筑风格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大都市,历史上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产生过激烈的碰撞与融合。敦煌佛教文化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见证。作为敦煌佛教文化的重点组成部分,敦煌佛教建筑也体现出上述特点。     

敦煌莫高窟第257窟壁画《鹿王本生》释读

本文从解释"鹿王本生"的内涵着墨,着重考察莫高窟第257窟北魏壁画<鹿王本生>这则故事画的艺术特点,通过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力求对此画构图、山水等重要问题做出新的解读.即画工匠人在创作过程中遵循佛教艺术"象征主义"的同时,不断加入个人的理解和想象,时代生活与审美情趣渗透其中,使得外来佛教艺术逐渐地形成印度、边疆、汉地等多种因素有机结合的中国化佛教艺术特征.     

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汉族人口蠡测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张氏归义军政权辖下人口数量尤其是汉族人口多少,因事关吐蕃占领敦煌后对当地汉族百姓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归义军政权性质、敦煌居民构成等重要问题,所以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但是所得数据相差很大.本文利用正史资料、敦煌汉文吐蕃文资料和令人相关研究,再次进行深入考证,提出了新的看法.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等价物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钱币匮乏 ,对外贸易及大宗贸易中主要用金银器皿和丝绸支付物价 ,同时也使用金银钱币。由于金银钱币和器皿及丝绸分割困难 ,不利于小宗贸易 ,因此从吐蕃占领敦煌到归义军时期结束 ,敦煌贸易市场一般使用实物支付物价。作为交换计算价格标准的等价物 ,系以麦为主 ,辅之以粟。     

甘藏吐蕃钵阐布敦煌校经题记

作为佛教在吐蕃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钵阐布娘.定埃增和贝吉云丹翻译佛典,布道弘法。为了摆脱唐蕃之间累年征战造成的国内人力物力枯竭的局面,他们积极奔走,促成了著名的唐蕃会盟,唐蕃实现了和平。本文的重点是刊布甘肃省藏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中由两位钵阐布校对过的佛经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