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

“醒狮运动”之初,国家主义派致力建构中西杂糅之文化保守主义体系,以为其运动之意识形态。其现代学理厥为以欧陆玄学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哲学,及玄学之反动———实证哲学及实证学科(包括实证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玄学与实证本相冲突,且因移植国家主义之中西时空错位,导致醒狮派理论之困境及内在紧张,并驱动其由消极强调国家主义之自在性,走向积极营建“新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玄学向为文化保守主义之壁垒,而实证主义之科学、进化精神及反玄学倾向,则促使醒狮派呼唤并回归“五四精神”,走向文化激进主义。     

Imperial reproduc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colonial images across popular genres and media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Fascist phase of the Italian colonial experience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diffusion of colonial discourses and imagery across Italian culture. Significantly, it was frequent for the same people to produce texts belonging to diverse genres, often cutting across different media and irrespective of distinctions between elite and popular audiences. Concentrating o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East African territories which were eventually to constitute the Africa Orientale Italiana (AOI) ,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way in which a selected number of images of the colonies spread across different genres and media, arguing in favour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olonial processes of representation. Textual and visual mappings of Africa inscribed its territories with European symbols, value systems and signifiers. Geographers and travel writers, in particular, had a fundamental role in creating not only the physical but also the mental space for colonization. They ena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Africa from the dangerous and unmapped setting of the heroic acts of individual explorers to the stage for a collective colonial effort. In their footsteps there followed the discourse of tourism and the tourist industry, which was meant to integrate the image of the colonies with that of the peninsula.     

中国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化哲学——论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对斯宾格勒的接受与转换

德国化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构思了一套具有悲观色彩的化哲学。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斯氏的学说就被留学德国的中国青年学生介绍到中国。对当时中国颇为热闹的“东西方化论战”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①。30—40年代,整个世界的状况和中国特有的民族国家危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

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起步于刘湘“军人干政”时期。而川江航运的繁荣,城市精英的觉醒以及刘湘政权的若干举措,为“上海模式”输入重庆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外生型条约体系城市,重庆的现代化不仅依靠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刺激,而且更直接地受到“上海模式”的辐射和拉动。“军人干政”的负面效应致使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呈现畸变态势。在“上海模式”的冲击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情况下,重庆城市现代化于20年代末期启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小学教员及其生计初探

19世纪末以来,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教师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职业群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安徽从事初等教育的主要是一个以中等学校毕业为主的男性群体。他们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的训练,尽管学历不高,年龄不大,但却是乡村社会中的知识传播精英。他们收入微薄,繁重的生活压力与工作负担使得他们最终成为乡村革命的播火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南豪绅政治的特点及其实质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南地方豪绅通过掌握地方武装,牢固控制当地社会资源,建立起"自治"或"半自治"式的地方政权,当地社会结构日益呈现暴力倾向。新的豪绅政权不但未能改变当地畸形的社会结构,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社会生态。     

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

上海自开埠以来,吸引了大批来自广东的商人,他们在沪上陆续建立起各种同乡、同业和其他文娱组织,赞助举办各种粤剧、粤乐和粤曲活动。1920—1930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一方面吸纳了其他剧种和音乐文类的特色而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其本来不一定十分明显的地域标签,也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中得到强化。当时粤乐的创作和实践活动,更是在一个探索何谓“国乐”的大语境中进行的。此外,在上海兴起的时代曲,也为粤曲注入了新的调子,至30—40年代,新兴的国语时代曲被大量地引进粤曲之中;而粤曲的粤方言特色,也在这个时候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从20—30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的发展可见,近代中国“地方文化”的特性,往往是在一个跨地域的情景中塑造和凸显的。     

理性的追求：抗战前浙江农民经营副业管窥

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生存之道是＂安全第一＂。抗战前浙江农民以种粮为主业,收入有限而支出庞大,必须寻求副业收入加以平衡。显然副业已成为浙江农民生存的＂安全阀＂,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理性地配置副业资源来寻求最大收益,以保证安全的最大化。但随着三十年代以降影响市场景气指数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副业衰落,＂安全阀＂失效,农民生活恶化,农村经济破产。     

从"再造"国民党到"以党治国":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孙科的政治主张

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重组的过程,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很快占据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没有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反思

20世纪30年代,许多知识人已认识到近代以来思想界一味追随西方的弊病,由是开始了反思,转而关注中国自身的实际和需要,主要表现为努力产生中国的新政治理论,提倡新教育的中国化,呼吁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一时间,中国化逐渐成为流行语,强调外来之说应用于实际蔚为潮流。但是,人们对于实际、中国、本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此中国往往与彼中国相抵牾。相对以前的西与西战,可以说思想界又出现了中与中战的局面。另一方面,人们有意识地去重塑中国,却无意识地扎进世界里不能自拔;种种中国化的背后仍是各式各样的世界化。这表明中国人陷西已深,醒然仍无以自立,整个思想界还不能对近代以来的知识和思想进行超越的系统的清理。     

"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

一般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与"释古"两条学术路向分别代表了破坏古史和重建古史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一看法大体成立。但二者在观念上也有不少相通乃至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重建派"学者在研究中也运用了与顾颉刚非常相似的"层累说"观察古史的构成,而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更成为贯穿"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另一方面,"疑古派"在辨伪过程中也发展出来一些与"重建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观念,但因其给人留下的"破坏"的形象过强而被忽视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十省农民离村问题研究——以华北地区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为重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农民离村人数激增。农民大量离村 ,实质上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流失 ,虽客观上为流入区带来一定积极后果 ,但就当时国情而言 ,其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 ,它实际是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农村社会趋于崩溃的反映 ,动摇了国民经济的基础 ,加剧了时局的动荡 ,成为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华北地区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之一 ,此区域内的农民离村现象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对它的研究 ,不仅可以了解其时北方农村的社会现实 ,亦可管窥全国之一斑     

评“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4年7月25—29日,正是酷热难熬的盛夏时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和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历史悠久,景色雄浑,而又气候宜人的塞上名城银川市联合举行“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