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

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是陈垣民族文化史观的主导思想。在数十年的治史过程中 ,他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 ,深刻揭示中华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阐释中华文化对外来宗教、外来民族的巨大影响。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抗日战争中 ,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 ;他一生致力于发展民族的新文化 ,念念不忘推动中国学术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陈垣以中华历史文化为本的民族文化史观 ,强调了文化的个性和以此为基点的文化进化的包容性 ,对于 2 1世纪的中国史学 ,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关于陈垣是否宗教徒,此前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教会档案、民国期刊以及胡适的回忆等各种资料可以佐证,陈垣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基督教徒。在缸瓦市教会他是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管理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也有亲身参与,但主要是以授课或者演讲的方式间接参与。从陈垣的散佚文章和著作的部分早期版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他的宗教经验及有关于“罪”的信仰告白等,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民国时期基督教仪礼中国化改革的尝试

民国时期,基督宗教为寻求在中国的发展,在进行内在学理探讨的同时,还尝试进行具体的宗教礼仪中国化改革。他们研究和借鉴中国的风土习俗,创立新的教会礼仪,探索新的宗教活动方式,以便营造一种表里如一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氛围。王治心在谈到基督教时说：“本色教会第一紧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固有的民情风俗,而创立融洽无间的中华教会,使中华人民不会发生什么反应。这是本色教会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近今教会所十分注重的一点。”为此,他们积极研究斟比中国民俗习惯与基督宗教仪礼的异同,尽可能使基督宗教礼仪中国化。     

工楷写耶稣——赵紫宸本色教会观探析

赵紫宸一生致力于建构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相结合的中国基督教会,提出了宝贵的中国教会本色化问题和本色神学思想。赵紫宸的本色教会观,是他本色神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因此,我们对赵紫宸本色教会的代表思想进行探析,对建设中国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文化生活方面都大有裨益。     

佛教在西域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正>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一是包容,一是融合。众所周知,自汉唐以来,佛教、祆教(俗称拜火教)、摩民教、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都曾流行中国于一时,为中华文化所包容。有的宗教曾盛极一时,如大家所熟知的明朝的国号"明",就是源     

西田哲学的文化观、国家观与世界观述评

西田哲学的文化观主张只有"矛盾自己同一"的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创造性"文化。西田哲学的国家观在证明国家存在的"绝对价值"和"永恒性"的基础上,借助宗教原理强调日本皇室的"绝对无"的性质,并把日本的"国体本意"赞颂为"世界最优"的国体。西田哲学的世界观宣扬皇室的"世界性",倡导建立一个使世界各国"沐浴皇室光辉"的"世界新秩序"。在西欧中心主义主导世界的近代,强调开放性、多元性的西田哲学体现出突出的个性和创造性价值。然而,也必须关注在西田哲学的文化观、国家观和世界观中,存在的本民族优越论倾向。     

70年来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反思

正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是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把握好的重大课题。在中华文化演进的历史长河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1840年之后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在近半个     

西体中用：中华圣公会教堂的本土化适应之路

中华圣公会教堂由20世纪初华北教区主教史嘉乐在北京建造,教堂设计遵循"本土文化和基督教相一致"的传教策略,体现西体中用的设计手法,外观造型拼贴中国元素,内部空间继承西方传统,建筑结构采纳现代技术,施工建造依赖中国匠师。教堂既满足宗教功能需要,又顾及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有机融合,教堂最终能够"生存"下来,这既得益于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宽容力量,也得益于交流双方的相互尊重与认同。     

中华天文星象学在北方民族中的传播与发展--北魏、辽、西夏和吐鲁番天文星象图的比较研究

中华北方民族在7000年前就已绘制天文星象图,并以众星组成的图象为观象授时的标志物,以之为认识宇宙星空的思维模式;后这种天文星象多发现于北方民族的墓葬壁画或穹隆顶上,表现为一种小宇宙意识和宗教感情.辽金西夏以来,在中国天官体系确立之后吸纳古巴比伦、印度文化,形成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与黄道十二宫交融的文化发展趋势;星象图出现了写本、绢画等经典化的新形式,表现了中华北方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容纳性诸特点,形成北方民族的天文星象学系统,对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     

既“来学”,则“往教”:美国教会接触和影响中国留学生的个案研究

论文以美国中西部K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和向他们宣教的当地基督教组织和个人为主要研究目标,主要分析校园宣教士如何通过各种传教方法来影响中国留学生。本文认为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具有很强的拓展性。宗教在美国校园的传统合法存在,使当地基督教会有条件和机会接触到来自非基督教国家的留学生。共同的民族背景使华人教会在向中国留学生传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学生在受到美国宗教文化冲击的同时,也在积极体验异域文化,并从中体现出民族特色。     

杨凤岗的美国华人宗教研究述评

介绍了杨凤岗博士关于美国华人改信基督教动因研究、“叠合身份”理论与美国华人教会中的多重身份构建研究、教会中的第二代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等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与观点;论述了其理论成就与贡献;也对其研究中存在的诸如“叠合身份”理论的时效性、教会潜在的社会和经济功能、美国华人宗教研究中的阶级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Yangjiao or the ��Other��?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re-examining the primary sources of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The first part shows how Christian churches broke the dominanc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over local society. Conflict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 were often transformed into political confrontations between churches and the Qing bureaucracy.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how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interpreted Christianity, with an emphasis on how to understand the percep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society. Exploring broader societal perceptions of Christianity—and not just those expressed in the writings of the Confucian literati—allows for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interpretations of Christianity. The third part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es and Chinese religious sects. On the one hand, in the language of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such as those of the Zaili and Cai sects, Christianity was the hateful “Other.”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process of preaching Christianity, churches themselves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transmutation: they recruited into the church not only non-religious civilians but also the followers of popular religions. For a long period, Christianity was called yangjiao, the “foreign religion,” making it the “Other.” Missionaries started to feel an urgency to reject their identity as the “Other” after the harrowing experience of the Boxer Movement.     

柳宗元的成就及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以彪炳千古的诗文,寄寓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表达忧国抚民、革旧图新的深邃思想,倡导“吏为民役”的政治理念,开创游记散文先河,成为一代思想文学宗师。他时湖湘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奠定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试析李提摩太的基督教思想——以其在《万国公报》上的言论为例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很多宣传基督教的文章,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他宣传基督教,要求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同时,他也介绍西学,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花之安是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1864—1899年,他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35年之久。他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一方面用中文写作了若干宗教宣传品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另一方面,他也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社会。然而花之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由于宗教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花之安的中国观带有显著的帝国主义倾向,是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文化辅助工具。     

A journey to Mars: John Dewey’s lectures and inquiry in China

ABSTRACT

Instead of the framework of influence–acceptance commonly us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author uses new sources to reexamine John Dewey’s visit to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experience. This study presents Dewey’s lectures in China as the result of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a variety of elements – Columbia University, different hosts and audiences, the media, all level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domestic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Dewey’s expectations and work – against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China’s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new educational reforms. Dewey’s speeches on democracy, science, and new education were remarkably successful in the first year of his visit to China, but began to meet with resistance from some students beginning in June 1920. Because of the Red S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Dewey had to stay in China. In the second year of his visit, he gave warmly welcomed lectures on the same topics in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Dewey not only identified himself with reform plans but also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 His inquiry into the problems confronting China is a good example of what he advocated in his lectures: seeing democracy, science, and new education as a way of thinking and carrying out actions and making intellectual choices while moving forward.     

红山文化研究

红山文化是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非常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有关红山文化分期的文章已发表多篇,但由于受到当时考古资料所限,学者们分歧较大。本文以近年来所发表的两处层位关系较好的遗存为突破口,尝试对红山文化进行分期,并在分期的基础上,对以往有学者将红山文化划分为不同考古文化类型等问题进行讨论。     

中原地区民俗特色文化概述

中原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这里集中沉淀了丰富、多元的民俗文化,并对该地区的经济、政治、生活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原民俗文化具有典型的原始性特征,它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物质民俗文化、社会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由于中原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民俗文化不断地向外辐射、扩散,又不断地融合、吸收外来的民俗文化,再向外辐射、扩散,使中原民俗文化成为中华民俗文化的核心和基础。     

关于元杂剧《灰阑记》的来源问题

《灰阑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国内有学论及了它的来源和世界性影响问题,这有意义。但学关于《灰阑记》题材来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灰阑记》虽在内容上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记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但李行道却不是从这三个宗教故事中取材。一,三个宗教虽在唐代以前就传入中国,但其时除了佛教有关故事已翻译过来以外,其他两个同类故事是不是已经翻译过来,难以确定;二．李行道是中国的隐士,不是宗教信徒,他受中国传统化的影响,《风俗通义》是宋元习见之书,他见到的可能性更大;三,元杂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着吸取历史故事、小说等材料进行创作的倾向．李行道所在的平阳是当时杂剧创作的中心之一,他当然会受到这个倾向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他是从中国本土的故事受到启发,创作了《灰阑记》。中国本土故事就是见载于《风俗通义》中的黄霸断两妇人争子的故事。《灰阑记》的故事情节、宗旨．与之极为一致。世界几种化中都存在着《灰阑记》式的故事,这一情形值得深入研究。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化及学的相互影响及异同,是有意义的,但应注重事实,不应轻言袭用而贬低一个民族创造化的努力和对世界化的贡献。     

重构五四记忆:从林纾方面进行探讨

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整个民族精神的重新整理。在这个运动中,即或有不同意见,但在重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文化体系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大体上说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分子,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偏于守成或坚守中立。新文化运动中新旧冲突是存在的,但其性质可能并不像过去所估计的那样严重,新旧人物在某些观点上的对立、冲突和交锋,很可能只是朋友间的交锋与交集,其程度也不像后人所感觉所想象的那样严重。他们的交锋与交集,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没有绝对新,也没有绝对旧。本文重新解读的林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传统评价将他推到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显然是一种政治考量,并不是历史本真。真实的林纾,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甚或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之一,他并没有刻意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