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精粹

<正>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常见的用以构建、形塑地方良吏形象的书写模式。两种模式均出现于东汉,在随后的史籍中被广泛应用,并演绎出多种变体。两种模式的出现,除得益于灾异祥瑞思想的盛行及汉王朝对地方循吏的褒崇外,此前已见的"盗贼止息"模式也提供了文本基础。及至宋代,尽管作为其理论背景的灾异祥瑞论发生变化,但两种书写模式仍在宋代以降的史籍中长期存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包括两种模式在内的众多书写模式渗入史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书的真实性,并使得史事记载类型化、程式化,缺乏个性描述。     

居延汉简所见邯郸铫

西汉时期邯郸位列"五都"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居延汉简编号26·29记载的"邯郸铫",经考证应为在汉代赵国都城邯郸生产的一种铜制炊具,这枚汉简是研究汉代邯郸铸铜业的珍贵史料,反映了西汉邯郸铸铜业的发达.结合其他出土青铜器分析,自战国至汉代邯郸铸铜业经历了一个从以兵器为主到以生活用具为主的发展过程.     

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

尹湾汉墓简牍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批是西汉时期郡县级行政档案,记载有西汉后期东海郡的社会、经济概况,对于研究汉代的上计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这批珍贵的史料对汉代上计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史学精粹

正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     

有关“牵牛织女”传说的一首诗与《易林》的作者问题

明代杨慎从诗歌的角度论《易林》的价值,以为"魏以后诗人莫及",晚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闻一多《易林琼枝》选录之,闻氏认为乐府诗和《易林》是"汉诗中的两大成绩",说《易林》与《史记》是"整个文学史二大杰作",钱钟书也盛称其文学上之意义。最可注意者,《易林》中"天女推床,不成文章"是说织女,而该书中三次引述的"夹河为婚"一首,也明显是写牵牛织女的故事。那么,汉代反映"牛郎织女"传说的诗歌不止《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一首。《易林》为西汉末年崔篆所撰,但《隋书·经籍志》以来于其卷数、作者的著录皆有错乱。作者或作崔篆,或作焦赣,或作崔赣。考其文多次言及西汉事,而不及东汉之事,其中有歌颂王莽德政语,则为西汉末年所著无疑。这也与文献中多处记载崔篆撰《易林》的史实相合。由此可见,汉代诗歌中咏"牵牛织女"之作,最早出现于西汉时代。     

海曲汉简“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简探微

山东日照县海曲西汉墓(M106)出土的"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简,字数不多而弥足珍贵。此简不仅为判断墓葬年代提供了有力证据,为研究汉代书法史、研究隶书的成熟时期增加了新佐证,而且是目前所知上书皇帝年号纪年、下书诸侯王纪年时间最早的证据,其"城阳十一年"当为城阳惠王刘武纪年。并且此简还可以订正《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讹误,可以证明西汉诸侯王纪年使用的相对普遍性等,反映了西汉时代的社会现象,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古砚材质的主要种类及表现形式

<正>砚是我国传统的书写用具,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相适应,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近年考古发现,砚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一直可以上推至5500年前的黄帝时代。根据史料记载:砚在汉代以前称作"研",从汉代开始才改称为"砚"。砚是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刘熙《释名·释书契》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     

东南亚史的编撰:从区域史观到全球史观

东南亚作为独特的多元文明交汇的区域,其历史书写与编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认识世界史进程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东南亚地区的原始文献与史料呈现多语种文献的全球性分布,作为整体区域的东南亚历史书写始于二战之后,经过乔治·赛岱斯、爱德华·霍尔等学者的努力,东南亚区域史的编撰在冷战、后殖民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张力中兴起并发展起来。随后,东南亚的历史编撰出现由"区域史观"向"全球史观"的转变。东南亚区域史是多点杂糅的复杂历史,东南亚历史书写的全球转向展现的正是以区域史为根基的多样性的全球史。     

试析南阳地区汉代画像石墓之逆向发展

南阳是我国汉代画像石墓流行的重要地区之一,其产生、发展和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南阳画像石墓在新莽时期以后逐渐趋于衰落,"去礼制化"是一种重要现象,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是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     

《清史》纂修与历史编撰的创新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修史。西汉武帝时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撰成《史记》 ,成功地记载了起自黄帝止于武帝时期的历史 ,无论在历史见识、史料价值、历史编撰上都达到极高的成就 ,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典范。东汉初著名的史学家班固高度评价司马迁的著史精神和成就 ,他效法司马迁 ,为刚刚终结的西汉皇朝撰成了包举一代的《汉书》。《史记》和《汉书》为古代史家树立了典则。史家应当记载中华民族的奋斗发展、国家的盛衰兴亡 ,留下可靠信史 ,这是史学家的名山事业 ,也是史学家对国家民族应负的历史责任。国可灭 ,而史不可灭。当皇朝更替 ,继起者必须为…     

纵囚归狱与初唐的德政制造

"纵囚归狱"是汉唐间常见的历史故实,特指地方长吏私放在押囚犯出狱与家人团聚,克期来归,众囚感恩,如期而返。这类事迹有违朝廷律法,却成为良吏止讼息狱、化民向善的政绩而以程式化的书写模式反复见诸史籍,虚实参半,真伪杂糅。史传叙事直接影响了现实的政治行为,纵囚之举在汉唐间不断地为地方官吏所仿效,塑造成为历史传统。隋唐时期,君主一度取代良吏成为纵囚故事的主角,唐太宗法外施仁,为宣示盛世主导了贞观纵囚。而经历了此次并不成功的德政制造之后,正史中良吏纵囚的事例逐渐消失,汉魏以来的循吏政治模式被摒弃,唐王朝逐渐进入了律令制时代。     

宋代黑釉茶盏

正茶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原产于中国。据史料记载,中国饮茶始于西汉。汉代到南北朝,饮茶之风在江南和西蜀一代逐渐流行。唐代时期,陆羽《茶经》中详细记载了"煎茶法"。至晚唐又兴起了"点茶法",即在茶瓶中煮水,置茶末于碗,再持瓶向碗中注水冲茶。北宋时期点茶之风盛行,而煎茶已不多见。无论煎茶还是点茶,均需将茶饼碾末,而直接持而饮用的茶具是碗,宋人则将之称为"盏"。宋代烧制黑釉瓷茶盏的窑口较多,本篇介绍宋代福建省建阳窑窑口生产的黑釉建盏和江西省吉州窑生产的黑釉木叶天目茶盏。一、建盏品种     

试谈大葆台西汉墓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

大葆台西汉木椁墓,是燕王旦和华容夫人的陵墓。封土堆积很高,墓室十分庞大,分墓道、外藏椁(外迥廊)、黄肠题凑和便房;梓宫置于便房内。这是按"天子葬"形制修建的陵墓,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地下宫殿。汉代天子陵墓之制见于经传的不多,历代研究者根据经传所载作过一些说明,但由于缺乏发掘实物作为例证,所以对于"天子葬"的形制不能说得具体明了。大葆台西汉燕王旦陵墓的发掘,提供了关于"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实物资料,便于与典籍记载相互印证,对我们研究汉代的丧葬制度和建筑艺术都具有重要价值。下面依照墓室结构从里到外的层次来谈几个问题。     

“蒲反田官”器考

1979年,山西省博物馆在太原冶炼厂拣选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一件汉代"蒲反田官"器。关于田官的资料,文献记载很少,在铜器铭文中更为鲜见。至于在蒲反设立田官之事,史料中不见著述,此器铭文是唯一的材料。因此,我们把它介绍于下,并对它的使用地区、年代和用途谈几点粗浅的认识。"蒲反田官"器造型近似半球形。圆口,圜底,素面,腹部附圆环状单耳,耳一侧有     

论纪传体史书的人物断代:以萧懿为例

萧懿是南齐末年的重臣,又是梁武帝萧衍的嫡长兄,他的作为对于齐梁之际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样一位齐梁易代之际的重要历史人物,《南齐书》认为他应是梁史记载的人物,而《梁书》却认为他应是齐史记载的人物,由此导致他在《南齐书》与《梁书》中均没有自己的列传。萧懿的情况充分体现了纪传体史书在处理易代之际历史人物归属时的复杂性。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史家对于人物断代问题的认识受其自身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     

长沙东汉简牍所见“纸”“帋”的记载及相关问题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汉代存在丝质和植物纤维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纸。从目前所见内容分析,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载"纸"应是丝质纸。尚德街与东牌楼东汉简牍关于"帋"的记载,反映了蔡伦改进造纸术后,植物纤维纸的使用情况。从"纸"到"帋"的演变是造纸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表现。随记事需要而剪裁成一定形态的丝帛被称为"纸"。社会需求的增加,促进了丝质絮纸制造技术的发展。由于存在成本高等问题,缣帛纸和丝质絮纸的供给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与丝质纸相比,西汉已经出现的植物纤维纸,不仅原料易得,而且更加廉价,对其制造技术加以改进使之完善,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蔡侯纸"就是这一背景下,植物纤维纸制造技术改进的产物。作为书写载体,"纸""帋"的原料虽然不同,但是它们制造技术的相似性与主要功能的一致性决定了其名称的延续性。随着丝质纸的式微与植物纤维纸的普及,"纸""帋"字形差别在实际使用中逐渐被忽略,最终统一为"纸"这一字形。     

对丝绸之路上居延、敦煌汉简中的雇佣券之探讨

秦汉时雇佣的记载颇多。居延、敦煌所出汉简中的"庸券",经考证乃是书写于中原内地各郡,由庸者代雇者服戍役时带到边地的雇佣券实物,是汉代更戍制度中流行的践更制的具体体现。"僦券"则多书写于边地,是对车牛等物及其主人的一种短雇。这些均是公元前后,即西汉到东汉的雇佣券。对汉简中这批雇佣文契的首次认定,改变了传统认为雇佣券最早是十六国时期的看法,比传统认为的最早雇佣券提前了三、四百年。     

浅析正史中有关哈萨克族记载的史学价值

从《史记》开始,正史中就出现了有关哈萨克族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是关于哈萨克族的族源或组成其民族的部族,《清史稿》中才出现明确的有关哈萨克族的记载。这些记载为我们研究哈萨克族的历史问题提供了珍贵史料。据此,我们还可以研究古代史家的民族观等问题。     

汉代的西方经略和两关设置年代考

本文对汉代玉门关、阳关的设立时间与位置进行讨论,对比分析前人研究成果,利用敦煌出土汉简和文书及传世史料相关记载,认为玉门关设立于元鼎末年(前111)至元封年间三、四年(前108、107)间,玉门关的位置从设立之初就一直没有发生变化。通过修订前说,重新考证敦煌郡的开设时间为太始、征和交际(前93、92)之时,而阳关的设置应在敦煌郡成立前后。同玉门关相比,西汉时期阳关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逐渐发展,一度成为西域交通的主要起点,直至汉末荒废。     

汉代长安“槐市”考

"槐市"是西汉末年太学建设的一部分,《三辅黄图》关于"槐市"的记载是汉太学制度最详细的文献资料,因时代久远,文字流传多有差异,通过各种版本的比对和现代考古发现的成果,厘定"槐市"的文献记载,进而能够充分认识"槐市"的性质。作为王莽时期文化教育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槐市"不同于一般的市、肆,而是开放性的文化交流场所,是当时知识分子汇集的公共文化空间,具有突出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