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子丕平加冕疏证

人们往往以为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开国君主矮子丕平三世是由教皇加冕的,这一看法不够确切。产生这种印象也许与我国通行的世界中古史教科书的有关论述有一定的联系。     

加洛林王朝代际更替中的疆土分治与王国一体

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受法兰克习俗和墨洛温王朝先例的影响,为确保王位的传承、满足儿子的欲望、更有效地治理王国,常安排儿子分治疆土。查理·马特、矮子丕平、查理曼、虔诚者路易及其三个儿子共五代七位统治者,都注重通过分治和调整疆土来维护王族团结。在父子分治、兄弟分治、叔侄分治和混合分治四种权力格局中,国王们都采用多种手段维护王国一体,比如禁止部分儿子的继承资格、禁止分王国再分治、强化长子地位、兼并或分治绝嗣之王的疆土、频繁会商、联手打击异姓异族。因此,疆土分治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分裂,亦可有利于王国一体。     

《库莱讷敕令》与加洛林时代君臣协商的政治文化

《库莱讷敕令》是西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颁布的一道重要法令,该敕令颁布于西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叛乱迭起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颁布有明确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义务,增强统治集团凝聚力以巩固新建王国的目的。《库莱讷敕令》所强调的君臣一体理念建立在法兰克人“君臣协治”的政治文化传统基础之上,该传统自法兰克王国立国之初即已实行,并非秃头查理时代独创。而且,这一政治传统被部分西方学者赋以“共识政治”的理论名称并予以学术化的阐释。该理论以“君权神授”论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王权与教俗贵族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之上建构一种“一体化”的和谐状态,以此维系王权在政治格局中的中心作用。《库莱讷敕令》竭力呈现此种理念,在颁布之初起到了黏合统治阶层并使之“一体化”的作用,但在秃头查理崩逝后,因王位继承危机导致王权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状态不复存在,《库莱讷敕令》所蕴含的“君臣协治”且平衡一体的原则无法延续,其凝聚封建国家的作用亦戛然而止。     

“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

以权力弥散、政治参与多元为特征的国家治理形态,是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留给中世纪欧洲的一大政治遗产。查理曼的敕令《广训》和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的政论《宫廷治理》对"训诫"话语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现世政教生活原则以"职分"为核心的特别理解,体现了加洛林君主与治下政教精英之间的合作性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构成了加洛林"合作政治"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加洛林时代国家治理活动的基督教化,标志着欧洲中古"神权政治"的正式奠基。     

评阿方斯·多普施《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正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1868—1953)是20世纪上半叶奥地利社会经济史家、维也纳大学教授,他早期的著作主要关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各个行省的历史,后转向中世纪早期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1912年出版了《加洛林时代的经济发展》(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圣伯丁年代记》探微

在法兰克加洛林时代,一批以大年代记为主体的历史著述前后相继,接踵问世,构成了一种独具风格且纵贯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叙事系统。其中《圣伯丁年代记》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它以相当翔实、相对权威和比较丰富的内涵,记述了9世纪中叶前后半个多世纪加洛林王朝,特别是西法兰克的各类重要史事,实为加洛林时代一部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现代史学认识、重构9世纪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关键性史料。西方学界对这部文献进行了系统的辨析、解读和研究,其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值得中国学界借鉴,进而推进中国学界对西方中世纪早期的整体认知。     

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罗让碑》是反映唐末魏博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唐末魏博的多次变乱,反映出魏博内部军将阶层与牙军之间的矛盾,牙军自利与保守的性格,使魏博在唐末乱世中失去了扩张的动力。神道碑是唐王朝确立君臣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碑志作为一种显著的政治景观,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及文化传播具有较大的影响,中晚唐河北的巨型碑志成为藩镇彰显权力合法性及形塑地方认同的工具。《罗让碑》建立的前后因果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罗弘信出身低微,有意在碑文中宣扬唐廷的恩遇,并造作符谶,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罗让碑》形制上僭越与文字上恭谨形成的对比,忠义意识传播与藩镇半独立地位之间的张力,都反映出中晚唐河北政治文化的复杂内涵。     

关于查理·马特改革问题的争论——以保罗·福瑞克尔著《查理·马特时代》为中心的考察

查理·马特以其著名的"采邑改革"被国内学界所熟悉.我们通常认为,查理·马特在任法兰克国家宫相期间,大力发展骑兵部队,没收教会财产,进行采邑分封,并打败了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各路敌对势力,为加洛林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种认识与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的"布伦纳论题"(Brunner thesis)观点基本一致.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布伦纳论题"的批判越来越多,几乎涉及查理·马特改革的各个方面,大有全盘否定之势.不过,由于原始材料缺乏,这些批判大多散见于有关封建制度、骑士、军事、战争、经济等分门别类的研究中,而专门研究查理·马特生平及其改革的著作较少;特别在法国学术界,这种情况尤为明显.①保罗·福瑞克尔(Paul Fouracre)用十余年时间完成的《查理·马特时代》无疑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代表.②保罗通过对教会和修道院材料的解读,并广泛吸纳其他学者的相关成果,较全面地考察了查理·马特及其时代的情况,也集中反映了对"布伦纳论题"的批判.本文以此著为考察核心,围绕与查理·马特改革有关的几项主要内容,对传统和新观点的分歧做些梳理,并提出几点问题,以期引起国内学界的兴趣和重视.     

史学精粹

正唐雯:《"信史"背后———以武后对历史书写的政治操控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虽然秉笔直书是中国传统对于史官一贯的要求,然而历史被书写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政治的左右,因为权力需要借助历史来引导舆论、宣示其合法性,甚至由此规训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出身寒微的武后以先帝嫔妃之身登上后位,并最终缔造武周皇朝,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她对自身、先世以及李唐王朝历史的改写和重塑。本文梳理了武后在身爲皇后之时和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对历史书写的操控,展示了其通过改国史、立丰碑、修唐书等行动来追崇武氏先世,定义李氏前朝的历史过程,表明在佛教、谶纬、符瑞等信仰因素之外,历史书写也是武后宣示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星陨如雨”的“陨”“雨”释辨——兼论《左传》妖、陨星象的书写

《左传·庄公七年》对于“星陨如雨”的注解,历代有分歧,主要集中在“与雨俱下”和“似雨”说。通过对文义、字词以及天文学相关知识的理解,可以认为“似雨”说为确,这一用法也为后世天文记载所广泛采用。同时,“星陨如雨”这一星象书写形式与《左传》对于妖、陨星象的灾异书写内容,体现的是春秋时期星象分野下的政治与道德诉求,代表了春秋时人的天人观念。而史官在后绝地天通时代对于地位重建的努力,亦可以通过妖、陨星象的选择性书写来观察。一直到汉代完成由儒统史,其反映的是六经皆史的观点。     

狩猎与盗猎——英国“长18世纪”转型视域下的狩猎法变迁

合法狩猎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有着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狩猎权成为主要由贵族富绅所拥有的特权。狩猎在贵族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以娱乐消遣的形式实现了彰显身份、扩大社会关系和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不过,乡村平民也经常诉诸自然法和惯例,为其狩猎活动的合法性予以辩护。在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民间盗猎活动愈演愈烈,不仅威胁到贵族的狩猎特权,也导致了严重的乡村失序问题。农场主与狩猎贵族关于农业发展和猎物保护的分歧不断加剧,在前者的吁求下,狩猎法改革被提上日程。《1831年狩猎法》便是这一曲折改革过程中新旧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英国狩猎法的实践困境反映了日益加剧的乡村社会矛盾,也见证了土地贵族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身份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