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新证

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新证（香港）梁绍杰明代内府宦官教育机构,研史者习称为＂内书堂＂。其设立时间,据史籍记载,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始设於宣德,如刘若愚（１５８４－？）《酌中志》说：内书堂读书,自宣德年间创建,始命大学士陈山教授之,后以词巨任...     

明代宫中财政述略

明代宫中财政是明代国家财政的一部分,它不仅与“掌天下户口田粮之政令”的户部息息相通,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整个封建王朝的社会经济,因此了解其具体状况,弄清它是采用什么手段敛财,又是怎样奢费的,对研究宫中用度的奢简与帝王求治的关系、宫中奢费与宦官的关系、以及明代宫中财政的特征和历史地位等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鉴于史料零散缺佚,兹掇拾残简试述,以求史学同仁指教。     

试述明代宫廷史的分期与特点

明代宫廷史是明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故宫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宫廷中各种势力间的相互关系、帝王本人的执政方式、宦官、内阁与皇帝的关系、宫廷文化的发展变化、国家与宫廷的财政关系及其变化等内容为依据,将明代宫廷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洪武至宣德朝、正统至正德朝、嘉靖至崇祯朝。每一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的背后则是错综复杂的宫廷史内容。     

《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评介

<正>自洪武朝废除丞相后,明代宦官在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中日益处于重要位置。学界对此已积累了较多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明代宦官制度和权力的演进,以及宦官与教育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表现。吴兆丰著《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是研究明代精英士大夫教化宦官的“化宦”认知和行动并评估其效果的力作。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教育革命课程观与文革中历史教材书写

文革时期,历史教材编写在"教育革命"理论的影响下,体例上以毛主席语录架构历史言说体系,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红色革命具象,内容叙写上政治话语取代一切,着重叙述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历史。历史教材俨然成为宣扬斗争哲学和异化儿童道德的媒介与工具。     

《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评介

<正>齐畅著《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书以墓志碑刻等出土史料为基础,通过个案分析对以往传统史学关注的重点领域——宦官这一群体进行重新考察,令人耳目一新。首先,研究方法上,该书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演变的方式,选取明代宦官制度发展关键时期的代表性宦官即永乐宣德时期的刘通、刘顺兄弟,成化弘治时期的钱能,正德时期的高凤,嘉靖时期的麦福,万历时期的陈矩,以五名宦官及其家族研究为中心,在缜密细致的考证基础上,     

志书中的明代宦官史料

在明代,一些地方志的修纂与宦官有密切的联系。同时,明代地方志中存有大量明朝宦官史料,对于研究明代宦官以及宦官在地方管理制度中的角色及影响都具有重要价值。     

相与非相的历史选择——明代阁臣官场处境浅析

阁臣是明代官僚群体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在中枢权力链上处在原本属于宰相的环节,但制度并未赋予其相应的宰相的权责,其地位似相非相。官场处境被动、尴尬而微妙,进退之间受到祖制、皇帝、部臣、宦官及言路等的强力制约,始终无法达到或恢复前朝宰相的权力水平。     

明代宦官家庭探析

宦官专权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并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而不断膨胀,直至明朝中后期时达到顶峰。本文将以明代宦官的家庭组织关系为着眼点,对其家庭主要成员的构成进行探究,分析宦官背后的家庭力量和宦官专权之间的关系,进而试图展现宦官家庭这一特殊群体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试析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及特点

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遍及帝国中枢和地方要塞,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上来说,自明中期以来,宦官不仅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地方,而且还在皇城大内演兵习武,同时也为皇帝举行军事体育娱乐活动,史称"内操"。本文主要根据《明实录》、《明史》以及明清历史笔记等相关史料梳理出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历程,并分析其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力求对明宦官史、宫廷史研究有所增益。     

明代皇权转移之际的合法性博弈

本文通过对明朝皇权转移之际种种关涉政治合法性的博弈进行考察,透视明代皇位继承的文化和心理条件,对帝制体系运行中传统、实力、社会心理、人事关系间的纠结进行剖析。明代除曾发生建文、永乐间武装争位情况外,其他过渡较平稳的皇权转移仍常伴随围绕政治合法性的博弈,皇帝、士大夫、后妃、贵族、宦官都在其间扮演角色。皇权转移关乎国运、政局、民生,由此形成具有制度、文化、时局综合含义的更替规范和社会期待。这种期待,具有一定程度上降低皇权随意更迭的约束作用,凸显合法性构建的必要,但总体而言,明代皇权转移仍在传统政治范围内,没有发生“转型”的明确迹象。     

明碑所载官员助修北京清真寺考

碑刻是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本文利用北京明代伊斯兰教碑刻,细致梳理了碑文所载官员题名情况,考察了官员群体,特别是回族将领、文官、内廷宦官捐资兴建、修缮清真寺,或为其奏请名号等史实,试图从一个方面揭示回族形成过程中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     

“大行”消息到朝鲜--《世宗大王实录》关于永乐帝宾天的记载

永乐皇帝龙驭上宾消息传到朝鲜,引发一系列政治礼仪举措,从中可以生动展见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运行的方式尺度。朝鲜君臣谨慎依照中原礼仪为永乐皇帝举行丧礼,体现高度中华礼仪文化自觉,同时浸透谨慎事大的政治考量。永乐皇帝宾天消息从官方渠道达于朝鲜与朝鲜从民间获取该消息的时间差,表明朝鲜与明朝政府间信息往来并非迅捷有效。《朝鲜王朝实录》关于永乐皇帝之死及诸多关涉明朝宫廷内重大事件的记载皆含朦胧不清处,提示使用域外资料仍需如使用域内资料一样谨慎进行可靠性推究。明前期皇帝向朝鲜索要处女及以嫔妃、宫女殉葬事,体现帝制时代仍然存在龟缩到权贵高层角落的奴隶制社会关系残余,朝鲜一方面为之尽力周旋,同时也对之表露鄙薄怨恨之意,属明朝皇室咎由自取。     

明代宫廷画家职官状况述略

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称谓不一,任职混杂,史料记载零散、简略,给宫廷画家身份的辨认造成一定的困难。从宫廷内部管理状况来看,画家的官职多样且分散,涉及多个职官体系,官职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虚职,在具体管理方面权归内廷太监。本文力图从明代职官体系和内廷隶属等方面切入,区分辨别宫廷画家的官职与称谓,从而进一步认识明代宫廷画家的身份定位,了解明代宫廷绘画创作的运作状况。     

论明王朝治理安多藏区的策略及成效

安多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在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     

明代钦差考

钦差作为由皇帝钦命特遣的官员,在明代国家管理事务中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这导致了现有研究中对其缺乏整体、专门的关注,在零散的使用中也往往比较随意,出现许多细节性错误。文章通过对明代钦差的详细考证,认为:钦差称谓出现于元代,而在明洪武时期的官方文书中已较多使用;钦差的选派也要经过官僚体系的运作,是皇帝与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其派遣区域以皇帝为中心,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京城;其身份凭证除了敕书之外,有的也有关防,甚或印信;明代钦差并非都是钦差大臣,也包括低级官员、宦官及固定差遣者。     

东汉伦理政治初探

伦理政治的迷失是新朝政权倏忽兴亡的重要原因.刘秀复汉的成功,与对儒家思想的借重是分不开的.儒家政治伦理作为东汉极力表彰的意识形态,享有崇高地位,并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伦理制衡既体现为东汉前期皇帝对治道和施政政策的主动调整,也体现在儒臣对朝廷决策和施政的约束和引导,从而发挥了一定的政治调节作用.东汉素来以朝廷表彰名节、士风高亢而彪炳中古史册,这构成该时期伦理控制的鲜明特征.东汉社会的伦理冲突,集中表现为清流士大夫捍卫德治传统、与黑暗势力的殊死斗争.     

南明“奸臣”负面形象在后世的塑造——以田仰为例的考察

清代史家深受东林、复社门户成见的影响,在南明史著述中塑造了一批"奸臣"的负面形象。田仰虽有坚持抗清的事迹,但因与马士英关系密切,也被党社人士和后世学者视为奸臣。钱海岳《南明史》沿袭了传统观点,将田仰列入《奸臣传》。部分后世南明史著述为贬斥和丑化"奸臣",存在着不少歪曲史实之处。这些著述对田仰的抗清活动着墨甚少,并杜撰出他的若干负面事迹,使其形象遭到了彻底的奸邪化。     

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同时反映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