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霍乱疫情及防疫相关史料一组

霍乱作为民国时期主要传染疫种之一,在各地区多有流行。1932年霍乱首发于上海,而后发展迅猛,感染者众多,共涉及30余省,除新疆、西藏外,几乎遍布全国。本组史料主要为各省市政府关于1932年霍乱疫情发生、防治、救济等与行政院、内政部等来往文书,对研究民国时期卫生防疫史有所裨益。     

从1902年霍乱传播模式看清末北方社会

在晚清行将告罄的1902年,霍乱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指标,敏感地反映了开埠通商前后中国北方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疫区的盈缩反映出区域商贸交往体系的成型及港口的兴衰;城乡传播模式的沿海环绕及内陆、沿海轻重疫区的清晰分层则暗示出其时区域人口交往密度的沿海大倾斜。而现代交通工具的介入,则从速度上悄然影响着霍乱的传播区域。     

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

1932年的霍乱遍及全国,尤以陕西省最为严重。本文主要依据当时的报刊资料对此次霍乱在陕西省的发生、流行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进行分析,认为此次陕西省的霍乱疫情蔓延60个县,死亡人数13万以上;呈现出初期远程传播与近程传播同时进行,后期主要以沿交通干线的远程传播为主的特征;至于霍乱疫情的发生有外地传来和本地引发两种可能;社会各界因社会地位、职责等的不同,在应对霍乱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和采取的措施也就各异。     

《山西移民史》评价

作为导致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人口迁移在人口学与人口地理学的研究中是一个颇受重视的课题 ;今日中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局面的形成 ,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巩固 ,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都与中国几千年来人口的迁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 ,中国移民史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历史时期移民的研究 ,谭其骧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他完成于 1931年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1932年 6月发表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史学年报》上 ) ,是近代中国第一篇对一个省区的移民历史过程作深入研究的专题论文 ,…     

安徽省情和近代史研究的力作——评介《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

区域——尤其是中国内陆省区的现代化历程,是目前大陆与台湾史学界共同关注的课题。谢国兴先生近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1年6月出阪,以下简称《安徽》)的问世,无疑为这个热门课题增添了一部浑厚精彩的力作。     

从方志看中国霍乱大流行的次数——兼谈霍乱首次大流行的近代意义

通过对中国地方志的全面梳理可知:至1961年前,中国共有6次霍乱大流行;就清代的霍乱疫情而言,霍乱大流行共有4次、2种类型;而对全国与各省历史疫情的综合考察,是得出该定论的必经途径。对照世界霍乱大流行年份可见,几乎每次世界霍乱大流行之时,中国都会有或强或弱的霍乱疫情发生,表现为霍乱大流行或散发,显示了中国机体本身的特性和对世界情势的敏感性;而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的首次霍乱大流行,或许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供了别样的注脚。     

怀化市建国前的疫灾流行与防治研究

历史上,湖南省怀化市是一个疫病流行的地方。建国前,影响怀化地区的疫病主要有:霍乱、天花、麻疹、疟疾、细菌性痢疾等。引发疫病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针对疫病的暴发与流行,建国前,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的防治措施,起了一定的作用;民间则流传着或祈神禳灾,或驱妖降邪的方式防治疫病。     

李仰松先生与民族考古学

李仰松,1932年生,陕西临潼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北京大学考古博院教授,在史前考古学特别是民族考古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是我国名的民族考古学家。     

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的发展与牲畜产品输出

本文选取了清代陕西较重要的产业——农村畜养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的地域发展特征,牲畜市场的结构与分布,牲畜输出,初步匡算出清代陕西的年牲畜交易量。指出清代陕西农村畜养业具有普遍性的特点,遍在的农家耕畜需求以及作为交通工具役使,促进了农村畜养业的发展。另外,本地地近塞北,处于农牧分界地区,陕北部分州县半农半牧,故畜牧业发达。牲畜的交易与地方良种培育具有地缘优势,陕北"佳米驴",关中"秦川牛"、"关中驴"、"关中骡"在清代均形成地方品牌,是清代陕西对外输出的牲畜良种,在全国颇具知名度。这里每年牲畜交易十分频繁,牲畜市场发育最完善。清末陕西年牲畜交易量大体在20-40万头之间,牲畜税是地方商品中征收最多的税种,也构成陕西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来源与补充。从这一点来说,它也是清代陕西地方经济发展有别于其它经济发达省区的一个重要特征。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召开新方志20周年表彰大会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出席并讲话 2005年10月14日,宁夏新方志20周年表彰大会在银川市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有自治区政府主席马启智,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东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夏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冯炯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魏锡良,以及宁夏地方志办公室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秦其明应邀出席大会.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福建等省区方志机构派人参加了大会.     

明清时期陕西岁时民俗的区域差异

明清时期陕西岁时民俗的区域差异张晓虹岁时民俗,即按一年各个季节的播移交替,定期举行的祭祖、赛会、娱乐等活动。它作为文化景观最显著的部分,成为一个地区的显性文化之一。与其他省区相比,陕西岁时民俗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且内部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一般来讲,岁...     

应对与反思：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乡村社会的防疫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及霍乱,乡村受灾尤甚。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对疫情之中陕西乡村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聚焦于该时期陕西乡村防疫中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应对之策,并对其中表现出的政府动员乏力、公共卫生体系缺位、医药储备匮乏、社会救济力量薄弱、乡民意识落后等缺陷进行反思。陕西乡村地带的防疫历史昭示后人,疫情之下完善的防疫体系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而构建完善的防疫体系则需在政府主导之下,整合医疗资源、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全方位工作。     

徐霞客旅行路线研究献疑(二题)

徐霞客是明末的大旅行家,一生游踪遍及大半个中国(约当今天的二十个省区).考其游经路线,其在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陕西、河南、山西等省区的相对要清楚些,可从其《游记》、传志资料及遗篇找到线索.其在广东游历路线虽不见明确     

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经历了较大转变,这不仅得益于为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而且得益于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设立。清末,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在沿袭传统应对疫病办法的基础上,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基于上述两种制度,北平形成疫病防治机制,在应对天花、霍乱以及猩红热等地方性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疫情之下的社会分裂——英国医学界关于1832年霍乱的病原学之争

1832年霍乱在英国流行期间,面对数万人的感染、死亡以及巨大的社会恐慌,医学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关于霍乱致病原、传播及传染性的病原学之争随之兴起。在这场争论中,传染派认为细菌、病毒、微生物是致病原,通过接触加以传播,强调霍乱具有传染性;非传染派将致病原归结为瘴气,认为人体因吸入瘴气而发病,否认霍乱具有传染性。霍乱病原学之争折射出疫情之下的社会分裂:医学界上层倡导的传染论得到统治精英的支持,因为这为其追求国家权力扩张提供了依据;医学界中下层倡导的非传染论,在工商业阶层及下层民众中广受欢迎,因为它更能反映出社会中下层的经济利益与道德关切。关于霍乱的病原学之争,本质上是医学界不同群体的话语权之争。尽管传染派观点后来被科学证实,但19世纪中后期传染论的失势及非传染论的崛起表明:科学的发展并不总是一个单线式、不断进步的过程,而经常是一个曲折、迂回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人类对于流行病的认知与探索将永无止境。     

时空交互视角下的中国入境客流分布动态分析

运用探索性时空分析框架(ESTDA),从时空交互视角分析1987-2013年入境港澳台和外国人市场的客流省区分布动态。研究发现:(1)省区差异趋于缩小,空间集聚增强。(2)港澳台市场全域极化突出,外国人市场局部时空模式多元;港澳台市场局部空间稳定性由西南部向中北部递减;东南省区间时空依赖效应较强,西北省区较弱。外国人市场局部空间稳定性由沿海、沿边向内陆递减;西部省区间时空依赖效应较强,东南省区较弱。(3)各省区的市场地位相对稳定,外国人客流空间格局变动性相对较高。(4)客流变动以省区协同增长为主,竞合格局因市场和局部区域而异。提出进一步壮大中西部旅游增长极;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区域合作差异化;加大宣传力度等对策。     

论18世纪广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广东濒临南海,海岸线漫长,天然良港众多,内河纵横交错,经济腹地深广。东江、西江、北江三大干流形成的东、西、南、北四大航线使广东的经济腹地扩展到西南、华中、江南、中原以至全中国各个省区。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广东成为海洋交通和内陆交通的重要枢纽。自唐宋以来,随着通海夷道的开辟和海外贸易地区的扩大,广州迅速发展成一个世人瞩目的国际商港。     

近代中国遭遇的疫情

近代中国发生过无数次的自然灾害,有正式记录的就达数百起,包括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雪灾、地震等等。大灾之后总有大疫,疫情流传危害甚烈。疫病,即现代科学认知的烈性传染病,种类繁多,病情复杂。危害近代中国最厉害的要数霍乱、天花、鼠疫等。在发明青霉素等抗生素之前,人类对付细菌性感染都很困难,对于病毒性感染更加茫然无措。所以查阅历史资料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对于疫病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常常分不清病因和病源,笼统地称之为"时疫""瘟疫""疠疫",基本上束手无策。     

1892年纽约霍乱疫情与美国对外来移民的排斥

1892年欧洲多地爆发霍乱疫情,跨大西洋的人员流动使得美国面临霍乱输入的危险,进而触发了美国社会强烈的排外情绪。排外主义者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将外来移民塑造成霍乱传播者。其间,作为"他者"的外来移民往往被描绘成肮脏卑劣之徒,而美国人则均是卫生高雅之辈,排外主义者显然正在从卫生领域打造美国的国家身份认同。"霍乱传播者"的负面形象不但深刻影响了美国应对霍乱的检疫措施,而且成为美国排斥外来移民的重要借口。当纽约港出现霍乱病例时,联邦政府下令对外来移民实行为期20天的隔离检疫,而纽约港在执行检疫时苛待外来移民,宽待归国观光客。疫情过后,20天检疫令继续有效,参议员钱德勒甚至提出禁止移民入境的议案,这些做法显然是利用公共卫生议题为制定限制移民政策提供合理性,凸显出19世纪末美国社会日益高涨的排外思潮和民族主义情绪。     

万水千山总是情——董兆俭画作欣赏

董兆俭,1932年生,原籍天津,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历任甘肃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现为中国舞台美术学会顾问、甘肃省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甘肃省涛书画联谊会顾问、国家一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