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标点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高力士传》 :“(天宝 )十四载 ,置内侍省 ,内侍监两员 ,秩正三品。”据此 ,似乎内侍省设于天宝十四载 ,有内侍监两员 ,实际上这是由于标点之误而造成的误解。《旧唐书·职官志》载 ,唐高祖武德七年定令 ,以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可见唐初已有内侍省。此后 ,内侍省之名称虽更改过 ,然机构、职事则无变化。如《唐会要》内侍省条载 :“龙朔二年 ,改为内侍监。咸亨元年 ,改为内侍省。光宅元年 ,改为司宫台。神龙元年 ,复为内侍省。”因此 ,此句正确标点应为 :“十四载 ,置内侍省内侍监两员 ,秩正…     

五代进奏院考

五代进奏院继承了唐代职能,扮演着地方政权与中央文书传递、信息沟通中介的角色。同时,由于地方与中原王朝实力的变化,进奏院制度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具体表现为进奏官的地位,进奏院设置反映了那个时期政权与政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宋代图书编纂出版纪事——图经地理(南宋)

1.公元1132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年),诏两浙帅司绘《海道图》以闻. 绍兴"二年五月辛酉,枢密院言,据探报敌人分屯淮扬军海州,窃虑以轻舟南来,震惊江浙.缘苏洋之南海道通快,可以经趋浙江.诏两浙路帅司,速遣官相度控扼,次第图本闻奏.癸未,中丞沈与求言:'海舟自京东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陈贴、通明镇等处,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明州向头.     

《汉代宫廷居住研究》读后

正都城是国家、封国之中心,而宫廷又是都城之中心。宫廷是君主与臣下理政之场所,也是君主、后宫及其他皇室成员之居处。有汉一代,中央决策有时并非为皇帝与臣下作用的结果,而是皇帝或太后、外戚独断,又通过宦官与其他侍从人员将消息外传群臣。因此,宋杰教授《汉代宫廷居住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一书,以皇帝、后妃等所居之禁中(即省中)宫殿建置视角解读汉代政治、制度,可谓是独具慧眼。     

宋人文集误收诏令考

宋人文集误收诏令考王智勇诏令是封建皇朝以皇帝名义所发布之文书文告。现存宋人文集大量汇编了有宋一代诏令,如王《华阳集》、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等。然考其文集作者仕历生平与诏令内容、年代,其所收诏令亦间或有误者。今检平日考辨所得,胪列如次。一、刘敞《公是...     

《麟台故事》版本考

《麟台故事》系程俱于南宋高宗绍兴元年七月所著有关北宋馆阁制度的一部专著,五卷.分为沿革、省舍、官联、选任、书籍、储藏、校(?)、修纂、国史、恩荣、职掌、禄廩十二篇.从该书序言来看,程俱完稿之时,并没有立即付梓刊行,而是“缮写成二册”,正本呈送皇帝披阅,副本藏于秘书省.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二七载:绍兴“十三年七月八日,诏秘书省依《麟台故事》每岁曝书会,令临安府排办.”可为秘书省藏有该书之佐证.南宋孝宗淳熙年间,陈骙撰写《南宋馆阁录》,于卷六《故实》篇曾二次引用《麟台故事》,当亦是秘书省藏本.尤袤为南宋淳熙名臣,家富藏书,著有《遂初堂书目》,亦收有该书.虽未说明是抄本还是刊本,但可知《麟台故事》已从秘书省流传出来,开始在民间传播.     

“左厢”、“右厢”与经略司——再探西夏“边中”的高级政区

左右厢与经略司先后为西夏"边中"地区的高级政区。左右厢系继承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而创,大体以首都兴庆府为中轴线,分东西两部统领除京畿以外区域的所有兵马,"左厢"统东部,"右厢"统西部。其中,左厢约统军队十五万,为对宋、辽作战的主力部队。两厢的建制于崇宗亲政之后被废,而以东、西经略司替换之,由单纯的统兵体制演变为军政合一性质的地方行政体制。不过两厢所奠定的居中控制、两翼拱卫的政治地理格局被经略司继承而沿用至西夏灭亡。从左右厢到经略司,是西夏上层接受并极力推行的专制主义制度与西夏旧有的部落体制相冲突并融合的结果。经略司最终设立,不仅从制度上根绝了大族"酋豪"掌控军队的可能性,还较为彻底的将诸多的部落纳入到了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之内,为随后仁宗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巩义市北宋皇陵管理处藏《会食宁神院题名碑》新识

蔡京于北宋朝末季长期居于宰执之位,历史评价为“奸”。其经济之能及书法成就,却因人讳功、瑕瑜相掩,渐至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巩义市北宋皇陵管理处藏《会食宁神院题名碑》作为蔡京于宋绍圣时期所书真迹,展现出其长于交际,善于结纳内侍官员的处事风格。在党争成风的北宋后期,透视蔡京在维系政治联络、构建政治同党的行为倾向。其不避物议的率性也是造成生前之败、身后之辱的原因之一。通过对碑中涉及人物、事件的分析,解答了以往不为学者关注的内侍人员身份等问题。     

从徽宗初年“覆奏”“同奏”之争看北宋的宰辅奏事

宋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知枢密院事曾布与左仆射章惇,就两府覆奏公事的方式产生了分歧。曾布为了能与向太后密谈,力主分班覆奏,章惇则力主合班覆奏,以求削弱曾布的优势。两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政争中利用了分班奏事、合班奏事、留身奏事、进熟状等多种进奏渠道。最终,在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曾布压倒章惇,获得了胜利。透过这次政争,我们可以对北宋君主与宰辅之间沟通渠道的运行实态,形成立体细致的了解。此外,此事亦提示我们,个人层面的君主、宰辅关系,与体制层面的皇权、相权关系,既有关联,亦有参差。君相之间既有矛盾,更有互补。相比备受关注的君相之争,两者如何在政治运作中形成"组合",更值得重视。     

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研讨会召开

近来,笔者在进一步研究宋代铸钱管理机构铸钱司时,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中意外发现了绍兴二十九年洪遵应诏之议的详细记述,从而对在中国钱币史中占重要地位的《泉志》作者有了更深的了解。     

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

枢密使一职始于唐代,五代、宋、辽、金、元各朝继承并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政治机构。但是,唐代的枢密使制度有别于其它各朝,担任枢密使职务的是宦官而不是士人。中唐以来,随着宦官专权局面的日益严重,枢密使作为内廷机要职务,传宣诏令,擅作威福,窃取政治实权,是加剧中晚唐宦官之祸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在中晚唐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说“制诏御史”

"制诏御史"是西汉重要制书的常见起首语,引领着立法、布政和封授高官贵爵之诏。学界以往从御史大夫负责颁下诏令的角度解释"制诏御史",认为其"御史"二字是"御史大夫"的省文。综括传世文献和悬泉汉简来看,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制诏御史"之"御史",实际上是指"侍御史"。而"制诏御史"意指皇帝命令侍御史书记或抄录王言,并将其制成规范文书,反映的是诏令由皇帝自作,人臣负责"记王言"的制度。从性质上讲,"制诏御史"只是起到引领诏令的作用,其所以标明"御史",应该是要凸显侍御史在制书拟制过程中的作用。西汉时期,侍御史作为皇帝的近侍秘书,不仅负责拟制和玺封制书,而且拥有审核公卿奏疏之权,其权力和位望始终居于负责文书收发、传送的尚书之上。     

《续资治通鉴长编》正误一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四宋真宗天禧三年十二月乙未条(标点本2174页)云: “三司奏,准诏与内藏库议,自今拟盐税钱及岁别出钱六千万赴左藏库给用,从之。”此条中,“六千万”当为“六十万”之误。据同书卷一二○仁宗景祐四年正月甲午条(标点本2820页)记载,内藏库主者言:“岁出缗钱六     

林清起义后清廷的防卫措施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林清领导的百余名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直捣皇帝居室养心殿的战斗,虽然仅只为时半日,却沉重地打击了清统治者,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仁宗皇帝(颙琰)惊呼:“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因为这次起义,他还破例下了“罪己诏”,不得不承认,这次“紫禁城之变”,“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     

北魏门下省略论

孝文帝改革官制之前,北魏侍中之职多以皇帝宠信之臣担任,内侍左右,参与谋议。孝文帝改制后,门下省拥有了平录尚书事、下达诏书等职能。世宗之后,侍中仍多以皇帝亲信之臣担任,门下省仍拥有平录尚书事、下达诏书之职能,便形成北魏"政归门下"的局面,也容易导致侍中利用门下省之职能而擅权。     

“皇帝”名号与汉魏时期“皇帝”含义的重构——观念史视野下的“皇帝”“太上皇”与“太上皇帝”

"皇帝"这一政治名号,是中国皇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持续使用了两千多年。而在名号不变的背后,"皇帝"名号的含义却非一成不变。中古时期人们对"皇帝"名号以及皇帝形象的理解,并非秦汉之际"皇帝"号成立的初始含义,而是来源于后来学者和政治人物在谶纬思想和"三皇五帝"史统下对"皇帝"名号含义进行的重构,此外,也与汉代由旁支入奉大统的皇帝"尊父为皇"的历史事实有关。     

北宋宦将周文质事迹钩沉——兼谈南市城收复重筑及静边寨段边壕开掘

宋继承并发展了唐中期以来太监监军制度,使得宦官参预军事,造就了一批功勋卓著的宦将。周文质历事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深得真宗及其皇后刘氏的信任,广州监兵时参与平定以宜州戍卒陈进为首的兵变,澶州战役中率部射杀辽将挞览。黄河决口棣州后奉命修筑新城,在陕西泾原路积极配合曹玮防御嘣厮罗势力东扩,位至入内内侍省副都知,是一位屡建功勋、堪载史册的著名宦将,然而《宋史·宦者传》却不载其事。本文在梳理周文质主要事迹的基础上,重点对其领军配合曹玮收复南市城、修筑静边寨及开掘边壕等事迹作了分析,以期对研究北宋宦官制度及甘肃地方史有所裨益。     

《唐重修内侍省碑》所见唐代宦官高品、内养制度考索

《唐重修内侍省碑》所载唐中後期宦官内、外诸司甚详。其中高品、内养二院为处於内廷,供御前驱驰的使职机构。唐中後期宦官高品、品官、白身不再以散官为区分标准,而以服饰作为品阶高低之分。高品院所属殿前高班皆高品,内养院所属内养皆品官、白身。殿前高班、内养在职能上属於同一系统,在服饰品阶上存在上下之分,在空间上则囊括大明、太极二宫。二者实质上是唐初内侍省相关常规性职能在唐中後期的扩大,是与宦官内诸司并行的另一宦官使职体系。     

明代驾帖制度考论

明代驾帖源于一种“敕谕”,为皇帝所出诏令的替代品,代表着在各种公私事务中皆得便宜处置的至高无上特权。正统以后,厂卫权力膨胀,驾帖也成为厂卫提人缉事的专用文帖。朝臣试图利用制度化措施来限制驾帖的使用范围,却以失败告终,以致明代后期驾帖成为皇帝或宦官掌控司法的工具。驾帖具有平衡特刑机构与法司的司法权及皇帝越权专制刑狱的双重功能,文官集团对驾帖的限制实际上侵犯了皇权,反映了皇帝、厂卫与文官集团三方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明代社会的司法生态。     

明后期皇帝的即位诏——从隆庆到崇祯

隆庆帝即位诏书表达了重新审定嘉靖新礼的方针,公布了旨在更改嘉靖时期弊政的诸多政策措施,为张居正改革做了铺垫。万历即位诏标榜遵守成宪,但实际已铺开张居正改革的基本方向。泰昌帝即位诏重申万历遗诏公布的一些政令,但并未表达出恢复行政能力的魄力与意图,其蠲免赋税的条款缺乏实惠。天启帝即位诏大致重复泰昌帝即位诏而略做补充,明显露出没落颓势。崇祯帝即位诏多达50款,注意收拢各界人心,但并不具有恢复气象。明代历朝皇帝即位诏书皆为国家政治运行至重要节点的重要政策文本,以内阁为主的士大夫曾多次试图通过即位诏书调整前代皇帝推行或累积形成的弊政,甚至借机限制皇权或推行改革,因而即位诏背后常隐含着士大夫与皇权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