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维斯主义”的退隐:法国记忆史研究一瞥

拉维斯从19世纪末开始主持出版多卷本《法国史》,该书是第三共和国的历史课本,它以民族—国家为叙事框架,致力于协调民族观念与共和制度。它毫不讳言要成为民族与共和主义的教育工具。①这里拟从法国近年出版的《圣—加斯特战役:历史与记忆之间》一书出发,考察法国历史—记忆研究中的"反拉维斯主义"取向以及相关的理论思考。2009年,两位法国学者在一位英国同行的协助下,出版了《圣—加斯特战役:历史与记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社会文化史》

正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是当代法国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历史著作之一,汇总了法国集体记忆史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诺拉所提出的"记忆之场"概念为核心,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探询残存的民族记忆,以期找回法兰西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本书出版以来,反响强烈,被译成多国     

试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特性及影响

历史已经证明,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和运动,民族主义具有神话般的建构和解构能力：它不仅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且还能冲破国家主权的控制,导致民族国家的解体或融合。朝鲜半岛民族主义之强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半岛南、北两国都宣称致力于朝鲜民族统一,但至今未果。本文力图通过探究朝鲜半岛民族主义所具有的三大特性——反抗性、分裂性和精英主义——来揭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在朝鲜民族分裂和统一进程中的矛盾角色。     

辛亥前后的“洪门民族主义”论说

民族主义既非洪门自身所固有,亦非纯由外部植入,而是清末激进知识人和革命派出于排满这一目标进行发掘和重新解释的结果,其中又汇入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研究天地会的成果。"反清复明"这一形式化的洪门自我表述,经由激进知识人和革命者使用"种""族""类""种族""民族""民族主义"等抽象概念范畴进行历史化、理论化处理,被提升为基于狭隘的民族概念、带有鲜明种族认同色彩的民族主义,且被视为洪门的真实历史和固有传统,由此形成"洪门民族主义"这一特殊话语。此过程在提升洪门形象的同时,也遮蔽了洪门的某些真实面貌。民初以后革命派试图转向一种基于国家认同的宽泛的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但他们沿用"洪门民族主义"跟会党切割,结果反而促进了"洪门民族主义"的传播。民族主义话语当中宽、狭两种民族概念仍然彼此纠缠,甚至相互混淆。     

法国比较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方法与争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文化转向、语言转向、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经典社会史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在法国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史学"危机"的大讨论。在此背景下,比较研究作为历史学克服危机,进行革新的方法被重新提出。比较社会史是对经典社会史的比较研究传统的重新发掘与革新,体现了比较方法与社会史方法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比较社会史从超越民族国家史出发,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视角。而来自"文化迁移"、"交叉史"等相关研究范式的质疑与竞争,有助于比较社会史进一步厘清它的研究理路,使之与上述研究范式一起共同推进对欧洲共同历史记忆乃至全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书写。     

从殖民主义到民族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建构

阿卜杜·卡德尔是19世纪中东地区苏菲主义教团反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他领导了阿尔及利亚早期的抗法斗争,并进行了创建现代国家的努力。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建构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在殖民主义历史叙事中,阿卜杜·卡德尔的形象经历了从传统的东方学叙事向服务于殖民统治的知识重建的转变,其本质是殖民霸权对殖民地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塑与改造。在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中,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经历了从民间传说到政治化的过程,并且在与殖民主义的政治互动中,成为民族主义话语的核心。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建构关于阿卜杜·卡德尔的历史记忆上,都经历了从个体回忆到集体回忆的演进,但二者在政治内涵上存在本质差异。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对阿卜杜·卡德尔历史记忆建构的不同轨迹,恰好诠释了殖民地社会发生的最深层次变革,即西方殖民主义的衰落与本土民族意识的觉醒相伴发生的历史进程。     

中国记忆史研究的路径问题——以《记忆的政治》为中心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记忆史研究中,始终徘徊着一个幽灵,这就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这表明,中国记忆史研究已经对建构主义形成了路径依赖。正是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记忆的政治》对"大生产运动"的思想史意义进行了过度阐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从学理上说,记忆史研究至少有三条路径:建构主义、道德主义、证据主义。这三条路径源于三种不同的提问方式:集体记忆是如何建构和传承的?什么样的记忆建构是合乎道德的?谁的记忆是合乎历史真实的?     

古史辨：现代中国史学的记忆之场

<正>“记忆之场”这一概念由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创造。所谓“记忆之场”,诺拉并未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他只是用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有形的无形的今天仍在塑造人们记忆的纪念符号,但诺拉明确指出,“所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和史学作品”“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观念”都是记忆之场。确实,历史著作记录人类的过往,尤其是一些历史著作,在问世时曾经产生过翻江倒海、天崩地解的社会影响,凝结着时代的精华,它们本身就是最值得纪念的记忆之场。     

历史记忆与当代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构建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集体记忆"的关注与研究已广泛呈现于欧洲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而历史学的"记忆转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代表性事件是法国犹太裔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和他发起的法兰西民族记忆"亮点"工程系列研究计划。参与这一计划的120位学者穷十年之功,出版了三部、七卷本的经典巨作——《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1))几乎与诺拉发起法国记忆史研究工程同时,犹太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解读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

安东尼·史密斯是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发展了族群-象征主义研究范式,强调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与演进的族群基础,历史记忆等文化认同因素受到他的关注。史密斯既重视真实的历史记忆也重视作为话语权的历史记忆,强调二者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史密斯一方面将历史记忆看成相对恒定的,民族主义者们有大体相同的历史记忆指向;另一方面将历史记忆看成变动不居的,其在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之后依然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脱离民族主义而分析韩国历史学的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在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演进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从申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虽能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因为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结果是肯定了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实质是另一种有高度预设性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中,赵轶峰的《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在回溯韩朝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演变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既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经历了从国粹主义到民主主义,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的色彩转变,晚近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李根的《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向》认为,卡罗·金兹堡的     

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

自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发生之后,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十一条"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记忆"保存价值。北京政府保存此国耻记忆,既有免责之虑,也有捍卫其统治合法性的功利性诉求;革命党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用来证明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以便进行革命动员;一般新闻出版界则借此刺激民族主义消费,寻求国货消费的合法性。五四运动期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向卖国贼国耻记忆演变。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凸显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竞争纠缠在一起。在此语境下,国耻记忆扮演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社会角色。在这一国耻记忆形成与演变的背后,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即加强民族内部团结,才是自我拯救之路。     

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

自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发生之后,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十一条"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记忆"保存价值。北京政府保存此国耻记忆,既有免责之虑,也有捍卫其统治合法性的功利性诉求;革命党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用来证明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以便进行革命动员;一般新闻出版界则借此刺激民族主义消费,寻求国货消费的合法性。五四运动期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向卖国贼国耻记忆演变。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凸显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竞争纠缠在一起。在此语境下,国耻记忆扮演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社会角色。在这一国耻记忆形成与演变的背后,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即加强民族内部团结,才是自我拯救之路。     

戴高乐主义论

戴高乐主义,就是戴高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戴高乐主义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后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得到充分实践和完善。戴高乐主义在与超级大国、与欧洲建设、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中得到充分表现。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它的实质主要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就构成了20世纪国际关系中最具特色的一页——戴高乐主义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的冲突。戴高乐主义在法国沿袭至今,自有它适应时代需要的一面。但世事已非,戴高乐主义毕竟难以重振法兰西昔日的辉煌。     

历史记忆、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为例

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构建作用。利用民族史学挖掘和整理民族记忆,界定和阐释民族历史,是巴勒斯坦人构建民族认同、开展民族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传统精英家族出身的学者、移民学者及难民等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他们着重从民族起源、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第一次中东战争及其带来的灾难等方面入手,论证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鼓舞群众,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民族认同主导下的历史书写,带动了巴勒斯坦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但也存在着局限性。     

澳大利亚历史书写中的人与自然:以殖民农业史为中心

殖民农业史提供了考察澳大利亚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可靠视点。澳大利亚历史书写的演变受制于社会发展和学术风向。殖民地时期以来,殖民农业史先后被纳入帝国边疆论、民族主义叙事、殖民批判和人地互动四种主要的研究框架中。在既定框架下,农业开拓议题最初被嵌套进"征服自然"说,又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建构时期被纳入"利用自然"的民族主义进步书写。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和文化危机,殖民农业史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反思殖民进程引发的生态破坏,恢复和重塑少数族裔生态地位的重要步骤。近来它又成为澳大利亚史学超越进步主义与殖民批判语境,反思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主要内容。     

试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阶段及特征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为目标。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领土的斗争的失败使巴勒斯坦丧失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机会,形成了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组成多元,主流思想是世俗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主张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初步实现了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巴解组织就是民族国家组织的雏形。然而,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以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严重制约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的发展。     

近代法国莱茵河“自然疆界”话语的流变(1450—1792)

"自然疆界"是近代法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概念,它产生于中世纪后期主权国家兴起之时。作为自然疆界的莱茵河形象,诞生于文艺复兴时代,它以关于古代高卢的历史意象为依据,并逐步取代源自中世纪的"四河之境",为法国的理想空间形态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元素。17世纪,莱茵河自然疆界观念成为某种国民意识和公共舆论,为法国向莱茵河方向的扩张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在启蒙时代,它更具和平主义色彩,与国家领土空间巩固的目标颇为契合。大革命初期,它再次进入扩张主义的话语,但其理论基础在于非历史的政治理念:自由和人民自决。这一话语三个世纪的历程见证了法国政治文化中关于国家东北边疆的记忆和认知的变迁,也反映了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地域实体的过程中不同理论和话语的转换与混杂;而革命时代产生的基于自由自决的民族构建论与德意志"语言论"民族认同的交锋,在今天尤其值得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