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的"托孤"

公元408年东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去世前立下遗嘱,把其幼子提奥多西乌斯二世托付给自己的宿敌萨珊波斯国王伊嗣俟一世。阿卡狄乌斯"托孤"于宿敌,一方面是由于罗马帝国东西部分裂离心严重、关系紧张,帝国东部不会把帝国西部当作自己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由于此时的东罗马与萨珊波斯的关系较为缓和,使阿卡狄乌斯有可能把幼子和帝国托付给萨珊国王。对萨珊波斯国王伊嗣俟一世而言,此前萨珊波斯在与罗马的较量过程中,其领土和经济诉求都得到了极大满足,同时,萨珊波斯自身也面临着内外矛盾,他没有理由主动打破和平局面。阿卡狄乌斯"托孤"事件的完美结局,不仅使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实现了平稳过渡,也对晚期古代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对晚期古代东西方贸易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晚期古代国家关系的改变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出了冯定雄所撰《西方古典学术界对罗马帝国"大战略"理论的争论》一文。该文就1976年美国战略学家勒特韦克提出的关于罗马帝国"大战略"的论说以及西方古典学界的相关论争进行分析,认为尽管该论说存在不足,但相关探讨深化和拓展了古典学研究的视野。"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3篇文章。李政的《论赫梯国王铁列平的历史功绩》突破以往学术界仅仅关注赫梯国王铁列平敕令有关王位继承法内容的局限,对铁列平在内政管理、文献编撰方     

古代晚期至中世纪中期欧洲双性人观念的流变

欧洲的双性人观念诞生于古典时代,在古代晚期至中世纪中期已发生了明显的流变。古代晚期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将双性人视为肉欲与淫荡的恶果,奠定了后世有关双性人的正统观念。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家们对双性人进行了基督教化重构,大都主张在造物秩序中认识双性人。至中世纪中期,伴随着古典文化的复兴,双性人观念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些经院哲学家与法学家主张依据基督教的两性性别秩序来确定双性人的性别,表现出一种变通与宽容的态度;另一些经院哲学家则将双性人隐喻为世俗社会中不符合正常秩序的人或事,并予以鞭挞;还有一些经院哲学家和医学家则尝试复兴源自古典的有关双性人之成因的"科学"探究传统,由此推动了人们对双性人的理性认知。"双性人"观念之流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晚期至中世纪中期西方社会文化的演变。     

本期寄语

<正>这一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两篇文章。国洪更的《亚述帝国宦官的地位与作用》通过考察亚述帝国宦官角色的沿革指出,作为亚述国王加强王权、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宦官的地位与作用是与帝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相始终的。李大维的《罗马帝国情报系统的建设》追溯了始自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帝国情报系统的建立过程,阐述了罗马帝国情报系统在开发情报资源、拓展情报任务、疏导情报讯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拜占庭与欧洲中世纪"栏发表两篇文章。董晓佳的《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     

从“非法”到“合法”——原始基督教反抗思想转变的由来述论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中期古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反抗罗马帝国的传统,是受犹太民族被罗马帝国压迫的影响并在其一神教教义下得到深化。一世纪末二世纪初以后,由于社会成分构成以及神学思想的转变和教会组织的发展,基督教对罗马帝国渐渐由反抗到服从。在四世纪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合法化后,基督教最终与罗马帝国合流并成为其的统治工具。     

重建"神圣的罗马帝国":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术语的词源时,往往聚焦于"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而忽略了中古早期流行的"sacra respublica"。后一种形式源自古代罗马帝国,而为拜占庭帝国所沿用。从东西部欧洲的统一性来考察可以发现,不仅拜占庭帝国是神圣的罗马帝国,而且西部欧洲是查理曼统治时期对东部神圣的罗马帝国的自觉模仿,其中罗马教宗发挥了辅助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向中古神圣的罗马帝国演化的过程。东西部欧洲在独立发展和彼此互动中体现出中古早期欧洲政治神圣化的共同发展趋势。     

古代晚期研究:早期拜占庭研究的超越

正"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是指从古典希腊罗马时代末期(或公元3世纪)到8世纪初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主要描述以地中海和欧洲为中心,包括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和近东地区出现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空范畴恰好就是拜占庭早期历史研究的对象。①关于"古代晚期"具体的分期时限学界还存在争议,从狭义上,指的是从君士坦丁一世(324—337年在位)到伊拉克略一世(610—641年在位)时期,大致从3世纪到7世纪的300年间;从广义上,则可追溯到公元50年至150年,后     

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

20世纪中叶以来,由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进行经典性表述、延续了200年的"罗马帝国衰亡"模式受到了巨大挑战,以古代晚期研究为主力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悄然兴起。本文在梳理这一学术转型,重点介绍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同时,发现它们都起源于晚期罗马帝国,尤其是410年前后围绕西哥特人攻陷罗马而引发的大规模舆论冲突。由于各有庞大的史料作为支撑,昔日互不相容的两种交锋理论,在今天转化为观察晚期罗马史的两个互补竞争的模式。     

法律编纂视域下的7—8世纪拜占庭帝国转型

7—8世纪是晚期罗马帝国向中古拜占庭帝国转型的最后阶段。法律编纂呈现了帝国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反映了转型过程。《民法大全》在适用中面临法学传承、语言等难题,是转型前“罗马困境”的缩影。7—8世纪的法律编纂,弱化罗马法的部分原则,吸纳希腊法和不成文法,同时实现全面基督教化,基督教信仰成为立法精神、法律渊源和法条内容等。该时期拜占庭统治者在坚守罗马帝国名号和威权的前提下,放弃或淡化了传统理念中的拉丁区域和文化,寻求政治理念与帝国疆域的统一,以契合帝国鲜明的东地中海特征。由此,传统的“普世罗马帝国”转型为“东方基督教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早期西班牙行省宗教崇拜罗马化刍议

从罗马共和中期到帝国早期,西班牙行省逐渐发展成为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罗马化程度最彻底的行省。宗教崇拜罗马化是西班牙行省罗马化的重要方面,对于帝国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宗教崇拜的罗马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罗马多神教与当地宗教的融合;罗马皇帝崇拜的兴起与发展;基督教的传入与发展。     

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

东哥特王国是蛮族国家中罗马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公元前1世纪开始的哥特人的希腊化进程为后来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东哥特人的罗马化进程以王国建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其罗马化十分全面,表现在文化教育、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理念等诸多方面。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有其自身特点它的罗马化进程领先于其他日耳曼族群,并且没有建立一个独立的族群国家,这期间罗马化与哥特化并存。在古代晚期的环境下,它的罗马化由东哥特统治者主导,发生于罗马帝国内外,而基督教则成为传播罗马化的载体。高度的罗马化深深影响了东哥特王国的国家建构,使其走上了与西欧其他蛮族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影响了它的内部稳定和发展,也影响了意大利半岛进入中世纪的脚步,是意大利城市文化延续的重要因素。     

晚期古典的伊苏里人及其身份认同

伊苏里人是古典史上典型的内部蛮族,他们与周边文明地区的互动跨越两个千年。在晚期古典时代,伊苏里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与交往呈现出新的模式。其结果是伊苏里人的日益文明化并融入罗马社会。最终伊苏里人作为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再造东罗马帝国的活动。伊苏里人的历史与行为模式彰显了传统蛮族理论的困境,对于我们重新评估高地族群的历史演化模式具有现实意义。     

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加冕称帝,在欧洲西部复兴了罗马帝国。如何选择帝号、如何获得合法性,是时隔三百余年之后复兴的西部帝国所必须要面临的重大挑战。查理曼如此,他的后代们也是如此。因为分割继承的传统,帝国的疆域变动不居,总体趋势则是越来越小。至9世纪中叶,皇帝路易二世实际上仅仅控制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此后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控制罗马城的加洛林王室成员即可称帝。在这个过程中,对罗马教宗的控制与依赖,携手并进,使得加洛林帝国实际上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即依靠加洛林统治者在罗马被罗马教宗加冕,成为名副其实的正宗皇帝。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复兴的西罗马帝国还属于自4世纪末开始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漫长进程中一个独特的阶段。     

“地上之国总是无常”:奥古斯丁论“罗马帝国”

作为一位生活在罗马晚期的著名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对"罗马帝国"的态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性的意义。在《上帝之城》等著作中,他对罗马的成就与地位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也拒绝了对帝国的任何神化,认为它始终只是一个尘世中的国家,始终具有善恶并存的两面性。奥古斯丁的罗马观植根于其历史神学中的"尘世"(Saeculum)观念,与其国家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试论古代中世纪西方圣徒崇拜的社会功能

早期基督教圣徒崇拜,在罗马帝国西部主要表现为圣物崇拜,而在东部则表现为圣像崇拜,这一差异是由两地从古代向中世纪社会转变的不同态势决定的。在古代末期和中世纪时期,圣徒们发挥着各色各样的社会功能,他们既被看做其所在教区的庇护者,又被视为基督教信仰的英雄以及世人生活的道德楷模,因此这种崇拜在外表特征上的确类似于古代的多神崇拜。不过从本质上看,由于人们通过圣徒崇拜打通了神与人、生与死之间的联系渠道,缓解了古代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对抗,再造了社会的凝聚力;并改变了社会财富支配的方式,扩大了财富分配的范围。因此,这种崇拜便不只是对于古代英雄崇拜的简单复制,它作为平衡历史落差的缓冲器,在调节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女为悦己者容:中国古代女性服饰表征与审美取向

抛开表象化的外在因素,从男权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女性服饰特点和审美取向,通过对典章史籍的资料搜集与整合,发现古代男权社会影响下女性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女性对男性特殊的依赖与屈从。这种依赖与屈从,主要体现在内在心理上无条件地服从与外在服饰审美上的取悦,并深受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古代女性服饰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己悦者容"的独特性,而更多的是"悦己者容"的迎合性、趋同性、规则性和哲学性。审美取向则是由社会制度的阶级化、道德化、哲学化所决定的。     

西方古典学术界对罗马帝国“大战略”理论的争论

1976年,美国战略学家勒特韦克提出罗马帝国"大战略"理论后,在西方古典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讨论。一方面,包括当代著名的古典学者对这种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甚至猛烈的抨击;另一方面,却有一部分古典学者认为罗马帝国的"大战略"是存在的,对它表示支持,甚至有学者把它运用到罗马边疆研究中,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过40年的实践证明,尽管该理论存在不足,被学界长期忽视,但关于它的探讨却对深化古典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利于拓展古典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话说景教

“景教”是专指唐代时传入中国的罗马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而言。关于景教与聂斯托利的关系 ,则要从５世纪时罗马教会说起。当时罗马基督教内部因神学见解的不同而形成以西里禄为首的神秘主义和以聂斯托利为首的开明主义两大阵营。聂斯托利终因宫廷斗争的失势而被革职流放 ,聂氏的学说和宗教思想也被罗马帝国斥为异端。聂斯托利的追随者向东逃亡 ,在恒河流域的波斯、印度一带传教 ,后来形成了古代基督教东方体系 ,这个体系被世人称为“聂斯托利派”。由于他们百折不挠的传教热忱而被后人又称为“火的教会”。两个世纪后 ,他们的传教活动遍及…     

关于我国古代貝币的若干問題

郑家相先生在1959年文物第3期上面发表了一篇"古代的貝化",文中述及史貝币的起源、分类及貝币所属年代的划分等問题。关于貝币的起源,郑先生主张在黄帝时期,因为"相传黄帝轩辕氏作舟车,舟车为交通工具,有了交通工具可以运输,交易因之频繁,海贝开始充当货币大约在这个时候’。关于贝币的分类,郑先生把贝币分为"自然物贝化"与"制造物贝化","非金属贝化"与。金属贝化",自然物贝化是海贝,制造物贝化是仿贝。同时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我国古代贝币发展的历史时期,认为贝从黄帝时期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是通行的货币,"自然物贝化"行使较早,仿贝行使在后,而金属贝化行使在最后,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布同时。郑先生这些论断与他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