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童心说”的心学渊源与理性超越

李贽的文学思想对晚明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探讨了李贽文学思想的核心"童心说"与阳明心学的渊源关系,并论证了"童心说"在主体思维和文学审美上对阳明心学的超越。     

"闻见之知"与"格物":晚明的认识论转换

明代思想史除了理学和心学的兴替之外,在16世纪的晚明出现了实证主义的倾向.部分学者如谢肇淛等开始批判地反思太极论,也不再接受王阳明心学以内心为唯一判断标准的认知方式,以及宋明学术以静坐和主敬为主的论学方法.这部分学者强调基于现实经验的"闻见之知",重视对客观世界的观察、记录和对经典文本的阅读.这一晚明的实证主义转向在占统治地位的明代心学以外开辟了一条通向客观知识的新路径,奠定了清初朴学的认识论基础.对这一缘起的梳理有助于将清初学术从理学到朴学的转向的内在理路变得更为明晰.     

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与儒家传统

晚明士人中盛行和具有文化修养的妓女交往。这种现象以娼妓制度存在为基础 ,但比前代更为普遍 ,并与士人集会风气相结合。这类行为与当时国家典制相矛盾 ,反映了法典与社会实际的脱离。其形成与经典儒学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心学的影响、明代儒生的文士化、以及明末政局造成的士人失意与狂放心态都有相当的关联。其于女性文学在晚明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女教与晚明婚姻中的女性——以《愁言》为中心的研究

晚明的历史特殊性已成为学界共识,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层面都发生了不同于此前的变化。在女性婚姻家庭层面,女教的相对流行、伙伴式婚姻关系的出现,均成为新的社会现象。本文以晚明吴江叶纨纨的《愁言》为中心,考察女教与晚明婚姻中的女性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女教对女性情理观、婚姻观以及对待婚姻生活态度的影响。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女教为婚姻关系中女性情感与道德模式的选择提供了更多可能,对这一时期女性,特别是上层社会女性传统的情理观和婚姻观造成冲击,并因此对其现实婚姻生活产生影响。     

走进晚明 走出误区——读商传《走进晚明》

<正>晚明是一个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时代,我在阅读晚明史料时,面对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纷繁事象,不免产生如坠浓雾的困惑感,曾写过一篇短文《变与乱:光怪陆离的晚明时代》,认为晚明的时代特征,似乎可用"变"与"乱"两字加以概括。但对于怎样"变"、何以"乱",却又觉得总是说不清、道不明。读了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觉得那个时代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变""乱"相生并行,前人在评述晚明时代时,受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不免有所轻重,甚至出现了不少"误读"。如老一辈学者多从政治方面着     

试论孙应鳌易学的本体论

被儒家称为。六经之原”的《周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渊源。生于晚明时期的孙应鳌是我国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是贵州著名的思想家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继承王阳明心学思想,经过数年的笃学精思,穷探《易》理,终于在明隆庆二年(1568年)撰成《淮海易谈》四卷,     

商传先生著《走进晚明》出版

<正>商传先生著《走进晚明》一书于2014年7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何兹全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成果之一,是一部对晚明社会转型问题深入研究的力作。"晚明时代"所探讨的内容始于万历初年,至弘光政权的覆灭为止,前后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弘光以后的南明政权,存亡于战乱之中,没有了繁荣景象,与晚明时代商品生产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场景,已迥然不同。关于晚明时代开始发生社会变迁的观点已为目前许多学者所认可和探讨,商传先生则进一步提出以"国家权力的异化"来解释明朝何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走向灭亡,认为"晚明时代国家权力没     

王阳明“龙场悟道”对现代人精神追求的启示

<正>公元1508年(明正德三年),在中国边远偏僻的贵州龙场驿,发生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龙场悟道,这标志着阳明心学的诞生,自此阳明心学从政治文化边缘的贵州走向全国,走向东亚,走向世界,为中国儒家文化     

“一代天民”陈献章

正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明代心学宗师,世称白沙先生。《明史》称:"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1]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亦推崇陈献章,称其为先生,即"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2]毋庸置疑,陈献章开启明代心学,他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一个转变学术方向的重要人     

晚明个性化书法风格形成的因素及审美特质

在晚明黑暗的政治、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双重影响下,由于长期的人性压抑使人向往自由与解脱。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出现,直接影响了以李贽、汤显祖与公安三袁为代表的重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与晚明个性化书法风格作者的人生经历与生活历程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主观艺术思维,从嘉靖开始,出现了尚个性、尚表现、重情感的个性化书法风格,并形成了拙朴、厚重、古雅、姿媚等审美特质。     

孙应鳌与王学弟子

明嘉靖、万历年间.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王门弟子布满天下,他们四处游说,哓哓然以师说鼓动天下,吸引了众多信仰者,终于以一种新的理论形式取代了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一度成为晚明时期统治者的正宗思想。阳明本人的声誉也与日俱增,通过一段周折,到穆宗隆庆元年,王阳明被追封为新建侯,谥文成,神宗万历十二年,钦准从祀文庙,反映了王学地位的提高和加强。对此,《明史·儒林传》有生动的记载:“姚江之学……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     

从女性“三不朽”解读晚明才女沈宜修

沈宜修出身于书香名门,其丈夫叶绍袁更是提出了属于女性的"三不朽"的主张,把"德、才、色"看作是品评女性的标准。笔者此文正是从"德、才、色"三个方面入手,深入探究晚明才女沈宜修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好地把握其贤淑的道德品质和无尽的创作才能。     

晚明劝善思潮的宗教性与世俗性

<正>讨论"晚明劝善思潮的宗教性与世俗性"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要证明这个话题是否存在且有意义:晚明劝善思想能否称之为一种思潮?什么是宗教性?什么是世俗性?一种思想被称之为思潮,是因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是在一定时期内反映了一定数量人的社会愿望。晚明的劝善,称之为思想运动或思潮均不为过,因为有众多的儒家士大夫投身于当时的劝善理论与实践当中,其中著名的有吕坤、杨东明、高攀龙、袁黄、陈龙正、刘宗周、陈瑚、颜茂猷等。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何心隐的社会思想论析

从学术思潮的发展过程来看,自明代中叶陈白沙、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崛起后,很快地取代了四、五百年来影响中国人文思维深远的程朱理学,一跃成为明代中期以后的思想主流,为明代思想界带来一番新的气象,这个转变有根本的时代性因素。本文藉著观察受到阳明心学影响的泰州学派后学何心隐为一个案研究,探讨这位晚明典型的知识分子,处于思想转型与社会变迁的冲击下,以其对当代社会的关怀与实践,如何於传统思想与理想社会之间呈现新的结构与面貌。     

王徵历史形象演变的史学史考察

王徵(1571-1644)是晚明中国的一名天主教儒士,字葵心,又字良甫,自号了一道人或了一子、支离叟、景教后学、崇一堂居士,教名斐里伯(Philippe)。明陕西泾阳县鲁桥镇尖担堡人①。自晚明至今,他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塑造成不同的历史形象,先后出现过"忠臣义士"、"科学家"、"天主     

正定藏三方“容膝”刻石

<正>定现藏有三方朱熹书"容膝"刻石,一方存隆兴寺,两方藏于民间。隆兴寺藏的一方刻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原始刻石,但漫漶严重。第二方系摹刻前石而重立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文字保存较完整,可弥补第一方刻石文字之缺。第三方仅见拓片,应为三方"容膝"刻石中时代最晚者。     

明中期徽州学者汪循的思想志业与乡邦精神重塑

徽州学者汪循的学思表现,是明中期士人出处行事的典型代表。早在湛若水、王阳明心学入徽之前,汪循已揭开白沙心学与徽州朱子学结合的序幕。深植新安理学传统的汪循,受明前期大儒陈白沙、庄昶影响,着重强调儒学的践行特质,给明中期徽州学术带来新活力。以此为出发点,汪循以格君行道的上层经世活动来躬行其政治理念,并重新发掘徽州理学传统中的行动价值,以期重塑乡邦精神的实践面向,引导徽州后学注重践履的思想新风气。     

论晚明文化转型时期的书法变革

受明中后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晚明书法自徐渭至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股前所未有的变革潮流,改变了传统书法以"二王"为典范的套路,开启了清代碑学以至于近现代书法的先河。晚明书法的这种变革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开端时期在书法上的反映,对当代社会书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