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史馆中史官生存状况的考察

清代史无专官,史馆内的史官主要由翰林院、内阁及各部院衙门派充,其余则靠荐举、延请、招考和征用来获得.史官的流动性很大,统治者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将史官调离史馆.史官在史馆内交流治学心得、探讨史书编纂问题,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又被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绝对不允许危及统治者根本利益的言论和行为出现.清代史官多是知识精英,有着修史以经世的政治情怀,但由于史馆修史要体现官方意志,史官因此饱受专制政治的精神摧残,倍尝人格分裂之苦.到晚清,多数史官表现出政治上的保守和迟钝,无法在社会变革面前做出相应的反应.     

金代史官考

金代皇权更替多伴有政变,皇帝往往借修史维护其皇位正统地位,国史纂修与皇权政治虽不同物,然密不可分。因此,金代实录记注较为系统,金代史学也受到古今学人重视,史官也最得职。史官制度完备且有效。修史机构胡汉合一,而史官女真、汉各置,史官群体由女真、汉、契丹、奚、东胡后裔、拓跋氏后裔等多民族构成。史籍所见各族各类史官133人,接近皇权核心的重要史官大都是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承担修史实务,史官皆才学、慎密之士,是金代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群。金代史官制度上承辽、宋、唐,然其修史机构常置,史官较为稳定,胡汉分工合作,纂成汉文、女真文《实录》、《起居注》等,使金代史官修史制度既有浓郁的传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性。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浅谈曹魏时期的史官制度

曹魏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时期史官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篇论文将通过追溯曹魏时期中书省和著作郎的渊源以及修史官员的基本状况,从而说明这一时期史官与天官分离和以他官兼领的史官的两大特点。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馆制度有自身的特点。顺康时期,清朝官方就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这种史馆格局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功能完善,相得益彰,在清廷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更加全面,皇帝亲自确定修史项目,对史书修纂的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时常过问史馆的管理,并形成了史书修纂次第进呈御览的制度,一切仰承圣裁,保证了帝王意志在史馆内的贯彻执行。清代史馆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官方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史馆内满汉纂修官的员额和比例,保证满人参与修史。清代史无专官,但史馆从组建、管理到史官选任、资料征集等,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又灵活的运作机制。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在我国,至迟在殷商时代便有了史官。最初的史官虽非以修史为专务,但记录时事无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这实际已开官方修史活动的端绪。史官将过去的记录编次成册,便是官修的史书。而私人修史,则是到了春秋末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记载由官府流传到民间之后才出现的。两者相比,官方修史活动的历史要更久远些。而且,以最初的史官修史直至民国北洋政府开清史馆,其间各朝各代官方修史机构的名称职司及官方选用修史人员的方式,虽然屡有变化,但官方修史活动的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私人修史风气甚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因而,官方修史活动当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何宛英金代立国以后,效法中原皇朝的作法,建立修史机构,纂修本朝的历史,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修史制度。在此基础上,皇朝的修史工作取得可观的成绩,构成金代史学成就最主要的内容。但是,古代文献中有关金代史制的记载零星散落,迄今还尚未对...     

论王劭魏澹修史

隋朝修史也是有成绩的。隋朝史官王劭与魏澹在修史方面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朝修史的成就。他们的修史工作也有失误。     

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考

清代承袭历代修史制度,开设各类史馆颇多,纂修史著亦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国史纂修,是清代官方史学编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乾隆朝纂修的"五朝国史"较康熙朝"三朝国史"、雍正朝"四朝国史",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开创了国史纂修的新局面,促进了清代国史纂修制度的完善,成为清代官方史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

清代史馆是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们充分吸收此前历朝设馆修史的经验,在人员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着较为完善的制度。在人员设置上,各史馆之间相互参照,按分工不同分为管理人员、纂修人员、佐修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大类。在人员组成上,汉人、满人等都占一定的比例,纂修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管理上,清代史馆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制定史馆规章,建立考勤考绩制度,严格奖惩制度,提高了修史效率。同时,清代史馆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多缺陷。     

辽朝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

辽朝建立以后,承袭中原历代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史馆,负责修史。其史官有两种:一为修注官,专门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行,其官有起居舍人、修起居注、知起居注、起居郎;一为修史官,根据《起居注》以纂修《实录》等国史,其官有监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修国史等。实际情况见拙作《辽朝史官考》一文兹不重复。     

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

鲜卑民族之于北朝史官制度的设立、推进和创造,对发挥史学的民族文化认同功能起了重大的作用。北魏在继承汉魏著作官制的同时,发展出完备严谨的国史编纂制度。北朝几代史家则提出了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史学思想。至北齐,史官制度与史家主体二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催生了设馆修史这一新的机制,其对传统史学影响深远。这是北朝积极推进民族文化认同所结出的硕果,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和日后的民族文化认同。     

宋代修史机构的变动及其修史成效

纵观宋代修史机构的整个演变过程,元丰改制前、元祐更化时期以及南宋初期,均属尽力继承与恢复唐、五代修史体制的时期,而在元丰改制后的绝大多数时期,则是新建修史体制日益完善的时期。与此同时,在各修史机构正常运转与适时变动中,无论是修史职能发挥,还是史官选任与调配,甚至是史籍编修等,均取得了较显著成效。     

《清实录》议叙机制研究

按清制,每部实录进呈后,都要对纂修人员进行议叙。在漫长的纂修实践中,《清实录》议叙由草创而渐趋规范化、制度化。然而,清中叶以降,在流弊滋生、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劣的时代语境下,由实录议叙衍生出的投机钻营、以权谋私、贪腐舞弊丑闻频频曝光、屡禁不止。实录议叙的宿疾,从表面上看,是议叙过优,但从根源上看,则是议叙制度本身缺陷、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官场内部的"集体无意识"、公权力的"不检点"以及后续问责过轻等诸多因素合力使然。     

清代福建物质文化遗存略说——《图录·福建博物院福建省清代图片项目》述介

<正>中国是具有治史、修史等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度。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篡工程被视为是近六百年来的第四次国家修史的盛举。因为承担福建省清代图片课题,我们有幸得以参与此次浩大修史活动,并藉此实践机会,以历史年代的视域(清代)统摄梳理遗留在福建的众多清代遗物、遗存,     

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

清代国史馆 ,是纂修清朝历史的常设机构 ,从康熙二十九年 (16 90 )正式设立 ,到宣统三年 (1911)被北洋政府接管 ,2 0 0多年间 ,国史馆先后纂修大量的各朝纪、志、传、表及大清一统志、皇清奏议等史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史制度、编纂程序和对修史人员的管理方法 ,这些制度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和准备开展的纂修大型清史工作 ,不无裨益。     

两晋史官制度与杂传的兴盛

较之魏晋六朝的其它时期,两晋杂传的创作十分兴盛。著作郎为“清官”的性质,使其受到贵族与寒族士人的共同青睐。特别是两晋“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史官制度,为寒微士人凭借文史著述之才进入仕途打开了一个门径,激发了寒士们对人物别传的创作热情,由此导致了两晋杂传的大量涌现。     

北魏时期“十六国史”的撰述

一、北魏时期“十六国史”的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学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佛教的传播、玄学的兴盛,使得学术思想日趋活跃,不过,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过去,作为懦学附庸的史学,这时彻底摆脱了“附经立说”的束缚,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多样化的学科。加上政府设置史官修史和私人修史之风     

汉代使者的学术活动

汉代使者的活动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和宗教领域外,还有学术活动值得关注。汉代使者的学术活动包括参与监督学术议论、著书立说和记录域外信息为史官修史提供史料等方面。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