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早期研究——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七十周年而作

一、引言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开始是同安特生(J·G·Andersson,1874——1960)的名字分不开的。可以说,正是安特生在中国北方的一系列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然而,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间,安特生仅仅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作俑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安氏的学说被简单化庸俗化地视为政治问题     

梁思永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梁思永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他穷毕生精力从事中国考古事业,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及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都有相当贡献,对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二十一世纪考古学的展望

在科学战胜愚昧的漫漫历程中,二十世纪初的现代考古学无疑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初步实践之时,其不仅对重新梳清中国古史的脉络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武器,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启蒙运动的向前发展。解放后,中国考古学得到了迅猛的壮大,从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科学构筑到夏商周三代古史研究的全面深入;从对古代遗存的揭露与复原到对创造遗存的古人的观念的探究与揭示;中国考古学步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如何再上新台阶,发展方向在何处,日夜辛劳在这一领域的中青年学者的思索,为我们展现出考古学更有作为、更加美好的前景。     

二十一世纪考古学的展望 新世纪我们做什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片断展望

在科学战胜愚昧的漫漫历程中，二十世纪初的现代考古学无疑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初步实践之时，其不仅对重新梳清中国古史的脉络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武器，同时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启蒙运动的向前发展。解放后，中国考古学得到了迅猛的壮大，从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科学构筑到夏商周三代古史研究的全面深入；从对古代遗存的揭露与复原到对创造遗存的古人的观念的探究与揭示；中国考古学步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如何再上新台阶，发展方向在何处，日夜辛劳在这一领域的中青年学者的思索，为我们展现出考古学更有作为、更加美好的前景。     

详解：中国的考古学管理体系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记载极为丰富的国家。但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却是20世纪初叶的事情,而且可以说是受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早期从事考古活动的人员中,也主要是受西方人类学或考古学训练的学者,这里有早年留学美国的李济、梁思永、冯汉骥等以及留学英国的夏鼐、吴金鼎、曾昭爝等。当然,中国传统的以“正经补史”为目的的金石学也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特别是历史考古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安特生：被误解的开路者

安特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的序幕。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是从他开始的。     

从美国到全球的考古学——美国考古学年会(SAA)第75届年会观感

<正>19世纪开始,近代考古学伴随着欧洲学者的身影远渡重洋,来到遥远的新大陆继续成长。今日的美国考古学已经得到了更加如火如荼的发展,并怀揣着经典理论与新生方法,走向了全球,对亚洲、大洋洲、非洲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同凡响的带动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奠立的基础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梁启超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研究和介绍,同时还密切关注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并广为宣传和大力扶持,为考古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安特生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贡献

瑞典汉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对近代中国的考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他在中国北方的一系列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同时,在瑞典的汉学研究和近代中瑞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安特生功劳卓著。     

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一本卷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它从考古资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上起人类的原始,下与夏商周对接,涉及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诸课题。近代考古学从十九世纪后半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几十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     

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研究述评

<正>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由无到有的一个特殊时期,探讨民国时期考古学史是深层次考察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重要途径。近代考古学诞生不久,已有相关研究出现,至今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多为散见,学界缺少对其的总体梳理。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多方搜集,尝试对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的已有成果作一系统评述,为后来者提供研究便利。     

马来西亚史前考古学史

马来西亚位于亚洲南端,连接两大洲,沟通两大洋,在南岛语族起源、迁徙和扩散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理解史前华南与东南亚文化关系也至关重要。近二百年来,马来西亚史前考古学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萌芽期,以英国殖民者和古物爱好者的调查为代表;二十世纪上半叶是诞生期,主要是西方学者的考古活动;二战后是发展期,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传入使史前考古得到发展;七十年代后是快速成长期,本土学者成长并逐渐主导当地的考古活动,使史前考古更系统化和规范化;新世纪以来是繁荣期,国际合作和多学科交流不断加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考古学更加发展和繁荣。最后对相关的重要学术问题如南岛语族的迁徙、扩散以及文化传播、转变等进行了介绍。     

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

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初,不免材料不足并有先天局限,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壮大,其对中国上古史之重建的作用日益显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旧古史系统进行了摧毁性的批判,傅斯年、李济等人继之而起,开辟了重建之路。傅斯年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体制保证并指明方向,李济则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方案。然而,李济等人限于当时条件,具体实践工作并不理想,而中国大陆考古学者们则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田野考古学取得极大的成就,苏秉琦等学者据此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说",中国上古史重建已进入切实展开的时期。     

关于夏桀奔南巢的考古学探索及其意义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为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它不仅赋予了历史学以全新敝料,同时也使史学研究获得了崭新的方法与手段。自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商王朝历史是信史,而不是神话传说之后,许多学者清楚地认识到,用研究实物资料为手段来研究中国先秦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考古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服务于史学研究。于是,关于夏文化的研究,就成为中国考古学上近二、三十年间颇受重视的课题。     

中国考古的国际合作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从很早起就有学者开始对古代遗迹和遗物进行考察研究。距今10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就已形成以"补史证经"为目的的金石学。一般学者或认为金石学是构成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前身之一,但严格意义上讲,以田野调查与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应该是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的一门近代科学。     

苏秉琦先生与辽宁考古

1997年6月30日,苏秉琦先生因病去世,考古学界无不为之震惊与悲痛! 从此,考古学界失去了一位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学科理论而孜孜追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中国考古学派的创立者、学科发展带头人;考古界新老同仁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温厚长者。 由我国学者自己进行的近代考古学自     

为了人类知识的增进和传播──考古学宗师李济传略

李济,字济之（１８９６～１９７９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所从事的著名的西阴村遗址发掘,是中国人自己进行的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实践的第一个行动;他所领导的安阳殷墟发掘揭开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篇章。作为一代宗师,他同时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作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而被世人公认为当代国际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具有相当影响的代表人物。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动态与展望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实践,在二十世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二十一世纪定能取得新的辉煌。     

滨田耕作和东洋考古学京都学派

滨田耕作是日本考古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日本考古学的创始人。他一生多次来到中国东北地区,从事合法和非法的考古发掘活动。他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了日本,也对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关于对红山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但是,也需要看到他的考古行为和理论密切配合并为当时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提供了学术论证。     

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

中国考古学是从西方引入的,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省仰韶村是近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开始,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梁思永等从海外学成归国,在带回了当时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历程。建国后,中国考古学进入“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新时代。步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建立了以新技术、新方法为特征的一批新兴边缘学科,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主力军更加年轻化,为中国考古学注入了新鲜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