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一个站不住脚的概念

艾利森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理所当然,不需要什么理论支撑。本文的研究表明,结构现实主义并不能自动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各种"权力转换理论"(包括吉尔平的"争霸战理论")也不能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艾利森打出"修昔底德"的名号,只是为了这个概念更加响亮而已。从古典学已有的成果来看,它站不住脚。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论探微

由于史料局限,后人所了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是"修昔底德版"的。一般认为,1.23.6是修昔底德最主要的判断。尽管这一判断是深刻的,但并不是全面的总结。从其文本来看,即使把1.23.6解读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也只是当事方的主观判断,不是客观规律。修昔底德只是强调了自己认为的最重要原因。     

古希腊内部大战:伯罗奔尼撒战争

正古希腊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战争:一次是公元前500至前449年的希波战争,另一次是公元前431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一次战争是希腊人联合起来抗击波斯人的入侵,其事迹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后一次战争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交战,属于希腊城邦之间的内战。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至前396年)亲历这次战争,写下鸿篇巨制《伯罗奔尼撒     

雅典人是如何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伯里克利战略”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战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议的、雅典城邦采纳的战争策略。其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势力,不要采取危险行动;做到这些,雅典将轻松赢得胜利。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的弱点,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总之,伯里克利的战略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但具有相当的进攻性,属于积极防御的战略。修昔底德的认识出现偏差有多种原因。未来的研究要继续选取新视角,并从作者的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与其所记史料相互抵牾之处着手。     

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

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远在东方的波斯在公元前412年与斯巴达结盟,介入战争。波斯介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其想重新占领在希波战争中失去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向雅典复仇。希波战争后波斯与雅典之间长期的"冷战",斯巴达主动向波斯抛出"橄榄枝"寻求结盟,以及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最终促使波斯与斯巴达结盟。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波斯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     

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

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重要且敏感的事件,但它们皆被修昔底德忽略。其中原因在于二者分别与修昔底德对大战"第一枪"的认定以及"最真正的原因"的分析形成矛盾。若将两次事件的史实加以恢复,则会导致读者重新审视修昔底德及其史著。     

“三十年和约”还是“三十年休战协定”?

<正>公元前460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响。公元前446年秋斯巴达(Sparta)军进入麦加拉(Megara),继而进入阿提卡(Attica)。雅典政治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在敌强大兵力的压力下采用贿赂的手段使之退兵。公元前446年-前445年冬,双方谈判并缔结了一个协议。修昔底德在文本1. 23. 4处最早提到了此协议,他说. 此协议亦出现在修昔底德文本下列章节中:1. 87. 6; 1. 115. 1; 2. 2. 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如何写出来的？--“修昔底德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修昔底德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花费了毕生精力,全书各个部分的写作次序和时间如何迄今悬而未决。从1846年这个问题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体有两派观点:"分离论"和"一体论"。前者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作者的思想上;后者则认为,尽管这部书是未完之作,且有一些不完善地方,但全书一以贯之,因此主要在一个时间段写成。两派各执一词,探讨逐步深入。1984年美国学者康纳提出修昔底德文本的同质性问题,即作者有意带领读者一起面对事件,其思想认识和叙事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故其文本不是同质的。这对"分离论"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也超越了"一体论"。在康纳观点指引下,英国学者鲁德和美国学者德沃尔德研究了修昔底德的叙事方式。鲁德认为"修昔底德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德沃尔德则证明其叙事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修昔底德问题"将激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砥砺他们的才智,推动着学术界不断深化对于史学的认识。     

雅典人是如何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伯里克利战略"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何元国

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战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议的、雅典城邦采纳的战争策略.其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势力,不要采取危险行动;做到这些,雅典将轻松赢得胜利.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的弱点,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总之,伯里克利的战略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但具有相当的进攻性,属于积极防御的战略.修昔底德的认识出现偏差有多种原因.未来的研究要继续选取新视角,并从作者的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与其所记史料相互抵牾之处着手.     

底比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演变——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界

关于伯罗奔尼撤战争的研究，国内外多数学者都将重点放在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诚然，雅典和斯巴达是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理应得到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诸如底比斯、科林斯等次等强邦在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底比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一员，在战争前后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变化，将引领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乃至整个希腊城邦之间关系的演变进行再认识。     

“三枚凯奥斯的四十分之一”——修昔底德Ⅷ.101.1考辨

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八卷第101节中记有"每人三枚凯奥斯(Chios)的四十分之一(■)",其中"四十分之一(τεσσαρακοστ)"为当时的钱币。以"四十分之一"作为钱币的代称不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仅此一处,甚至在所有的古典文献中都堪称孤例,但修昔底德对"四十分之一"却未透露更多的信息。有关"四十分之一"的具体重量以及它所使用的基准单位,便成为修昔底德为世人留下的"未解之题"。时至今日,学术界在"凯奥斯的四十分之一"问题上莫衷一是~([1]),所得结论也多与其他相关的历史、考古证据相龃龉,无法自圆其说。在《修昔底德历史注疏》第八章、     

修昔底德选用史料方法刍议

修昔底德的史著以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主要内容,涉及希腊世界主要城邦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海陆交通等方面丰富多样的史料。修昔底德按照自己处理史料的原则,对于战前史和战争史本身的史料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战前史料的选择和考信方法主要采用比较考异法和反溯法;对于当代史料的选用及考信方法主要采取实录法、辨异法、推测法、纠错法、隐微法等五种。修昔底德貌似如实直书的表象背后,隐含着名副其实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传统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书写

拜占庭帝国是修昔底德著作传承的重要时期。在拜占庭帝国早期,军事政治史学家善于模仿和改写修昔底德笔下的"普拉提亚之围"、"雅典瘟疫叙事"以及一些著名的演说词;而一些教会史学家在写作时也受修昔底德的影响,但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而不直接模仿他。因此,是否模仿修昔底德进行历史写作可以反映出当时教、俗两大史学写作群体的价值取向。公元7—13世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在被传播和学习,但随着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现象消失了。在这一时期,修昔底德传统在拜占庭帝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到了拜占庭帝国末期,面对西欧人的扩张,尤其是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拜占庭帝国学者有意识地复兴希腊古典文化。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拜占庭帝国史学家恢复了对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和改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对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研习和模仿往往拘泥于文字,未能从中真正领会历史经验,处理好国家的外交和内政。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希腊城邦政治与“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提法被当代某些学者及政治家们视为自己时代中现实国际关系的"铁律",用于解释不同时期里的地缘政治及可能出现的危机。本文聚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实际关系及其各自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后世人们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是如何发展而来的,试图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明古代文本与现代解读之间的张力,本文认为在完成从文本到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必须注意适度的原则,警惕那种不顾历史语境而直接以现代的理论方法和关注点过度解释经典的做法。     

伊索克拉底的《泛希腊集会辞》与泛希腊主义

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的泛希腊主义提倡城邦和睦,并非希腊统一,其包含着与"雅典中心主义"的差异与交融。当两者被调和而共同为反波斯战争和雅典一斯巴达联合领导权宣传时,泛希腊主义经常被强调。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在呼吁雅典领导权的论述策略中,"雅典中心主义"更具实际意义。他既利用这一观念对抗斯巴达人,为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重新恢复帝国时代领导地位的诉求提供动力,又利用泛希腊主义证明雅典领导权具有合法的道德、舆论和历史支撑。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人性”词义释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省称《伯战史》)是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世之作。在这部著作中,修氏叙述了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发生的,对希腊城邦发展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一场大战。修氏叙述战争经过和分析史实,常提到人性。人性是修氏历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是以人性为切入点认识历史的。①修氏提到人性,使用了多个不同的词。这些词的词义有一些区别。下面拟就此问题作出分析。古希腊文有动词υ'ω,拉丁音译phyo,②意为产生、成长、本来就是那样的。此词后来演变为名词φυ'σιs,拉丁音译physis,英译nature,中文一…     

修昔底德与现代希腊的古典文化复兴(1790——1830)

本文研究的是修昔底德在现代希腊古典文化复兴时期(1790—1830)的接受情况。在这一时期的希腊知识界修昔底德被认为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是客观、理性、批判史学的楷模。学者在史学风格讨论之外,也在解读修昔底德作品的过程中倾注了他们对于本民族历史与民族认同的思考。然而所有这些希腊学者对于修昔底德的研究模式都带有鲜明的西欧印记,这反映了现代希腊的古典文化复兴,包括对修昔底德的再阅读,是舶来的文化思潮,是西欧文化殖民的结果。     

修昔底德的“命运”说

"命运"说是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命运"一词主要指机遇、运气(包括好运和厄运)等人类无法预见、非人格化的力量,而与神意无涉。它通常表现为人力无法预计和支配的偶然现象和事件,与人的智慧、谋算、预见力相对立,并对人的心理和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修氏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修氏的"命运"说,体现了古希腊思想的进步。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演说辞及其真实性问题研究

演说辞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修昔底德著作中演说辞的真实性问题历来为学者所关注,并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议。本文对学者们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的演说辞既不是修昔底德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的简单誊录,也不是修昔底德根据修辞学"适宜性"原则自由虚构的产物,而是他对演说者实际所说的话的理性建构,意在揭示人类行为背后的普遍规律和永恒真理。因而,修昔底德书中的演说辞既反映了当时希腊思想界和各演说者的"思想之真",更体现了修昔底德个人的"思想之真"。修昔底德对演说辞的理性建构,深刻反映了其史家自主性,以及试图从变动不居的历史中认识和把握普遍真理与规律的不懈努力,体现了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进步,并对西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梭伦与雅典国葬典礼制度的发端

修昔底德笔下雅典的国葬典礼制度始于何时,古典作家各有不同记载,一说在梭伦时代,一说在希波战争时期。目前的证据倾向于梭伦时代,一是它符合梭伦的政治倾向,一是于史有据,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记载均指向此时。相关的铭文记载,大约也可追溯到梭伦时代。修昔底德对国葬典礼制度的记载相对详尽:在克拉麦伊科斯举行葬礼,并由将军发表赞颂性演说,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很可能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掌握了海上霸权,才逐渐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