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力度：战争期流行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为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殖民扩张而制造的侵略理论。与伪满“建国精神”相比,这一文化渗透方式更加暧昧、更加隐蔽。从思想的内部关联看,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质性。     

声音

“对汉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日本自身的研究。”日本著名汉学家町田三郎谈到自已关注中国文化的初衷时说：“恕要研究口本的思想史,就绝不能仅仅研究日本的种道、神社等,而是必须将日本思想史放到中幽占代思想在东亚的传播这一大背景中去加以研究。毕竟没有了汉文,日本的历史也就无从写起。”     

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

在日本的思想舆论界,甲午战争的性质被普遍认为是“开化对保守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方面将这场获得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的通行证的侵略战争美化成为“圣战”、“义战”,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思想家如内村鉴三转向了和平论,而大多数则如德富苏峰那样走向了帝国主义。     

浅析日本宗教中的神皇思想

神道是日本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神皇思想”是其核心内容,也是日本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源泉。在近现代化进程中,“神皇思想”是日本民族国家形成、经济增长的精神动力,但同时又成为其走向畸形发展道路的思想根源,发挥着双刃剑作用。     

论日本的“教育投资论”

在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曾盛行所谓“教育投资论”。这一理论思想不仅对日本经济,而且对日本教育,都产生重大影响。探讨一下这一理论思想在日本经济与教育中的作用,是有意义的。一“教育投资论”一词,大体上是在一九六○年前后在日本开始被比较广泛使用的。     

二战后风靡一时的“小日本主义”

“大日本主义”是二战时期日本开辟东亚战场的主要指导思想,其精髓在于扩大领土与对殖民地的掠夺。其实早在多年以前,有另一种冷静客观的“小日本主义”思想风靡一时。     

“笔部队”：日本情报部门的侵华秘密武器

拿破仑曾说：一支鹅毛笔能抵三千毛瑟枪。日本人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从明治时代（1868—1911）开始,无论是早期对“大东亚共荣圈”的鼓吹,还是后来“大陆开拓文学”对满洲移民侵略活动的粉饰,都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家在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形成和实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地实施“文坛总动员”,召集大批文人、记者,组建了一支“笔部队”,发动声势浩大的“笔征”。这支表面上文质彬彬的“笔部队”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互相配合,双管齐下。“枪部队”在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杀人     

17—19世纪日本的皇权主义思想

近世日本朱子学和国学在继承了古代“记纪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神化皇权的理论,强调天皇为神的后裔,本应拥有“神圣至尊”的地位和权力。德川幕府末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复杂局势,日本思想界祭起“皇权主义”大旗,深入论证并广泛传播天皇及皇权“神圣至尊”的思想,使天皇成为凝聚民心、发动“尊王攘夷”运动的精神领袖。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还出现了“尊皇扩张”的政治主张。明治维新后,皇权主义思想继续演进并被推向极致,尽管其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日本近代化的障碍,但也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动力。     

反战诗与艳歌：千年一见的日本女诗人

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机器文明及西洋思想的输入,带来文学及创作意识的近代化与个人化。明治二、三十年代（19世纪90年代）,托尔斯泰、雨果,拜伦、歌德等的译作大量流入日本。日本的文化人开始质疑“皇国神圣”、“天皇至上”的教条,而有了个人主义、思想自由的想法。     

黔南事变与独山深河桥

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了三次事变。第一次是日本拉开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第二次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七七事变”：第三次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黔南事变”。     

德川日本心学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兼谈“儒学日本化”

18世纪德川日本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心学思想,名为“梅岩心学”或“石门心学”。本文首先对中国及日本的两种心学历史作一番概观,以了解我们将要探讨之问题的思想背景;进而将梅岩心学置於日本近世儒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指出梅岩心学的核心命题“由形之心”、“形直是心”显示了其思想的独创性,而与中国心学重在揭示良心本体的理路有很大不同;其次对心学运动中遗留下来的《讲学日志》这部民间文书进行了考察,从中了解到石门心学在民间的讲学活动及其特色,并揭示出日本心学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中国因素;最后作为余论,对“儒学日本化”的问题提出若干看法．     

日本屠杀“虚构派”言论代表了日本右翼的意图

杨夏鸣、吴泽林在《日本屠杀虚构派“外宣”研究：现状与影响》一文中指出：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进入80年代,伴随着教科书案和修改教科书的争议,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依据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日本出现了“屠杀派”、“虚构派”和“中间派”,并爆发了一场论战。     

侵华日军中“笔部队”的“文学报国”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一批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高唱赞歌、涂脂打气;为日本国民战争狂热鼓噪喧嚣、推波助澜;为天皇笔战、为天皇献身的法西斯作家——“笔部队”。他们包括长期在军队服役并直接参与作战的“军人作家”;受日本内阁情报派遣到侵华前线体验战争的“从军作家”及受报社、杂志社派遣或自愿赶赴前线的“民兵”。“笔部队”的这些作家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扭曲的“大亚洲主义”和狭隘的“文学报国”思想支配下,本着“吾为君书,吾为君亡”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投身于侵略战争。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日本的“佛舍利”信仰?

舍利崇拜与遗骨崇拜密切相关,它们影响到纳骨习俗。本文以“佛舍利”为中心,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考证了印度、中国及日本“佛舍利”崇拜的演变传播过程,进而阐明了日本“遗骨崇拜”及“佛舍利”信仰的关系,并阐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     

伪“满铁”和“满映”——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宣传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我国实施惨无人道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 ,丧心病狂地进行文化侵略和思想奴役 ,档案史料记载和揭露了“满铁”和“满映”从事罪恶活动的勾当。一、“满铁”、“满映”的建立和发展日俄战争结束后 ,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去了我国辽东半岛 ,1 90 6年在大连成立了“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简称“满铁”。它表面上经营南满铁路 ,实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工具。 1 92 3年 ,“满铁”设立了弘报系 ,出版杂志、书刊、照片等 ,广泛向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宣传和思想渗透。 1 92 8年 ,“…     

两大主笔对谈 日本舆论转向?

这似乎是日本的政治现实:老一代具有军国主义残余思想的政治家和战后新一代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家联手,推动日本朝着成为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普通国家”的目标不断前进     

“草生人”神话与日本国家的诞生

“草生人”,指人从草中诞生,这是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独特的人类起源神话。最初的人类、诸神、国土都“由草而生”,这是日本原始神话;在神的意志下“二次诞生”的新人类成为了日本国民,为天照大御神统治苇原中国、天皇统治日本建构了合理性,这是“原始神话变异体”。中国典籍中的“苍生”进入日本官方史书,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日本最初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日本国家建立的初期,通过“记纪神话”统一国家思想,与建立律令制国家的努力同等重要,而奈良朝廷为了建立独立国家所全面效法的正是中国。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续)

四、“民史”思想发展的历史和新高潮关于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史学思想,中国在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因为维新变法的需要,已经从西方和日本那里学来一点,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封建旧史学提出了极其初步的批判。当时这种认识和批判,还是比较零星片断而缺乏系统。到二十世纪初,情况有所不同。随着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的大量输入,以及中国民族民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