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

<正>伍连德博士(1879—1960)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先驱、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卫生保健事业的开拓者、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中国人,1907年受聘回国任职,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时被清政府任命为     

伍连德的三部传世经典

<正>伍连德(1879～1960),其人哈埠民众并不陌生。上世纪初,东三省肺鼠疫大流行,举世震惊。伍连德临危受命,清政府外务部委派其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带领助手赶赴疫区中心哈尔滨,组织领导扑灭     

热词

仼连德春节假期,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口罩成了每个家庭的必备品。正因为这样,一位100多年前的医生名字突然被刷上热搜榜,那就是在中国发明口罩的第一人-伍连德。110年前,东北地区发生肺鼠疫,伍连德发明的伍式口罩有效阻断了疾病的传播。     

“伍氏口罩”的由来

在20世纪初,种类繁多的呼吸器是隔绝鼠疫传染重要的医用个人防护装备。其中形如颌骨绷带的纱布呼吸器,本由哈尔滨的中国医师集体发明,然而在1911年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上,由于西方医师的推动,这款呼吸器不仅被重新命名为"奉天口罩",且被当作他们的最新成果。20世纪20年代,伍连德成为国际鼠疫研究的权威,他通过实验验证"奉天口罩"的防疫能力,进而提出"奉天口罩"为他的发明,"伍氏口罩"的说法由此诞生。     

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

学界对北洋政府在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中的制度建设和山西阎锡山高效防疫动员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对北洋政府应对疫情政治背景和实践逻辑缺乏整体把握,依然解释不清为何这次鼠疫最终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实则,根本原因在于府院之争搅乱了防疫布局。丰镇骚动爆发后,丰镇防疫由何守仁负责,而伍连德则从丰镇调往绥远。但因伍连德并未接受这个安排,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增派全绍清到绥远防疫。直到2月中旬全绍清抵达绥远,北洋政府才开始从源头实施疫情防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府院之争与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１５８０—１６４４年）曹树基一、引言鼠疫（ｐｌａｇｕｅ）是由鼠疫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公元６世纪、１４世纪和１９世纪发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都曾造成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     

伍连德1910-1911年在东北防疫中任职“全权总医官”考北大核心CSSCI

在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中,哈尔滨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和传播中心,中俄在此围绕防疫的交涉也不断升级。为化解危机,外务部派伍连德等医学专家到哈尔滨调查疫情并协助防疫。在疫情不断蔓延和俄方越俎代庖的双重压力下,经外务部和东北地方政府反复折冲,伍连德始被任命为"哈尔滨防疫局全权总医官";又历经法、英医生争权风波后,伍连德获得中国各级政府一致支持,领导哈尔滨防疫局制定和实施了诸如断绝交通、焚烧尸棺及染疫房屋、隔离检验等防疫措施。哈尔滨"全权总医官"的授予和具体职责的行使,是一个交织着中外各方、中央和地方、中西医学,以及官、绅、医之间的矛盾、妥协与合作的复杂过程,也呈现出清末东北地区在传染病冲击下的复杂历史面相。     

1911哈尔滨焚化鼠疫尸体

鼠疫是一种古老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与我国东北边境毗邻的外贝加尔地区是世界著名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之一,1860年代以来,50年间有记载的鼠疫爆发达60余次,所幸广阔的草原人烟稀少,未造成大规模流行。1910年夏季此地又发生零星鼠疫,9、10月间沿西伯利亚铁路（中国境内称东清铁路）传入我国境内满洲里,史称“东三省第一次肺鼠疫大流行”。     

伍连德家事

<正>伍连德,公共卫生学家,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成功控制了20世纪初发生在东三省的肺鼠疫的肆虐传播,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为后来哈尔滨乃至全国的防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     

“伍氏口罩”立大功

<正>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来到哈尔滨。他体魄健壮,中等身材,一副眼镜也挡不住他那深沉而智慧的目光,嘴角微微向右翅起,显得自信而坚强。一下火车,伍连德顾不上旅途劳累,立即投入工作。通过观察疫病患者发烧、咳嗽、吐血、窒息而亡,死后皮肤呈紫红色等症状,初步判断这是令人闻之胆寒的鼠疫。为了确定他的判断,12月27日,伍连德对一位刚刚死去的在傅家店开客栈的日本女子进行了解剖,结果更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     

伍连德科学防疫思想及其实践

20世纪初,世界名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以他广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将科学的卫生防疫思想引入中国,为中国医学防疫事业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近十年东北庚子鼠疫研究之扫描

<正>鼠疫是严重威胁人类的瘟疫之一。它是由鼠疫球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鼠疫先在鼠类或者其他啮齿动物之间流行,借骚类为媒介传染给人,现在已经被中国列为甲类传染病。鼠疫在近代中国众多灾疫中十分突出,其中影响力首屈一指。尤其是发生在上世纪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的东北庚子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笔者以近十年间研究关于东北庚子鼠疫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综而述之。     

解放前吉林的四次鼠疫大流行

《解放前吉林的四次鼠疫大流行》一文,记述了1910年、1920年、1941年和1947年发生在吉林境内的4次危害最大的鼠疫灾情。特别是第三次,日本侵赂者对疫区实行凶残的“隔离”和“火焚”,中国人命贱如蚁,死者无算。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千方百计控制疫情蔓延,并最终使猖獗了半个世纪的鼠疫得到彻底根治。     

日本发现细菌战新资料的主要内容、史料价值及其意义

1940年6月,在今吉林省农安、大赉地区突然流行鼠疫,造成数千人死亡,随之,鼠疫蔓延周边各地,甚至波及当时的伪满首都新京（长春）。战后,经过中日学者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一致推测农安等地发生的鼠疫绝非自然流行,而是属于人为所致。但是,由于日方严密封锁有关细菌战的所有资料,证实农安鼠疫流行人为原因的第一手资料始终没有发现,所以,在中日学者的著述中,涉及农安鼠疫人为原因时只能用“推测”、“推断”等词句来处理。2011年10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等资料的发现,使这一“推测”成为了铁一般的事实。本文将介绍该资料的主要内容及价值意义。     

把读书作为履职的必修课

<正>阅读好书,让我“躬身入局”有人说,武汉是英雄的城市,这大概始于1911年的武昌首义。为了探究这句话的真意,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和了解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特别是1910年暴发于东北的鼠疫。我了解到“中国防疫事业第一人”伍连德的故事,他临危受命,毅然前往东北,领导了一场由中国人主导的国际防疫行动,成功地扑灭了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这故事带给我特别大的震撼,也成为我未来抗疫之路的重要精神源泉。     

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 --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

广东城市鼠疫流行最剧的年代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数比福建要大,然而仍然只有10％20％,其他年份人口死亡数很小。在乡村,无论是在时间分布上,还是在区域分布上,鼠疫都呈现出“此起彼伏,循环不绝”的流行特点。特大型工商业城市在鼠疫传播中的地位相当重要,这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状况对于鼠疫流行模式和人口死亡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是一个生态变迁的过程。     

东北鼠疫与小六家子惨案

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抗击“非典”战役,让我们联想起解放前发生在东北地区的肺鼠疫灾害。在近代历史上,自1894年在黑龙江满洲里发生首例肺鼠疫(当时称“黑死病”)直至1949年,在东三省境内共发生大大小小肺鼠疫9次之多,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是1941年1月发生的鼠疫大流行。这次肺鼠疫起源于黑龙江,爆发在吉林省的辽源县(今双辽)。从1月下旬延续至5月中旬,泛滥了近4个月之久。从黑龙江边境地区一直波及到吉林和辽宁两省,死亡人数高达4.6万人。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死难者之中,一部分鼠疫病人死于无药医治,还有一部分则惨死于日本关东军凶残的“…     

战后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

1944—1947年滇西鼠疫之流行,在当时被认为源于缅甸境内,或源于日军的细菌战。但1940年代公共卫生调查的证据并不能支撑这一结论,而1950年代的疫情调查,也没有认同这一说法。在1950年代中期鼠疫自然疫源地理论形成之前,人们对于一个地区鼠疫疫情的寂灭与复活,相当不解,遂将鼠疫疫情归咎为境外缅甸或日军散布的细菌。当时的调查员,为了使其调查符合这一预设的主题,不惜强解调查资料。这一研究中的缺失,为近年来鼠疫史研究中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

战争期间的鼠疫流行对中国人口和社会变动造成多大的影响,由于历史文献中有关鼠疫的记载相当少,故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并不为多数学者所知。本文以成同年间的云南为例,利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鼠疫专业人员所作的调查报告,估算出战争期间的鼠疫死亡人口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对战争期间的鼠疫如何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东北大鼠疫”纪实

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就在这个冬天,6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