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演变

中国西部电影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史上最突出的思潮和现象之一,已经构成了可观的创作成绩和成熟的艺术样态。本文以中国西部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的演变为研究对象,将其放置在西部电影的发展链条之上,透过对其形象塑造的分析,试图梳理中国西部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演变历程。     

明星半月刊中的民国电影与时尚生活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看电影"已成为上海市民最受欢迎的"时尚"娱乐方式,与转瞬即逝的电影艺术共生共荣的电影期刊随之承载起记录早期电影面貌的重任,民国影刊中的佼佼者《明星半月刊》作为30年代上海中国电影刊物拥有最多读者之一的电影杂志,以明星公司的多位女性明星担当其封面女郎。研究她们的发型妆容、服饰神态、拍摄环境等多种角度,可以展示早期影刊封面女星对时尚生活的引领,探寻上海都市如何在西方好莱坞电影强势文化中突围,展现中国特色的审美文化。电影刊物的特色栏目"读者信箱"展示了影迷与明星、读者与编辑之间的互动交流,可以解构文字背后的女星形象和电影生活。     

由恐惧至接纳——山东民众对西方现代医学的认知演变探析(1860-1920)

19世纪6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山东,以教会诊所、医院和学校为媒介和手段开展传教工作,这在客观上助推了山东现代医学教育的萌芽,为医学现代化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山东民众对于西方现代医学的认知大体经历了"恐惧与排斥、好奇与观望、接受与学习、信任和接纳"的演变过程。从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视角,概述现代西方医学在山东的起源与发展,有助于深入分析山东民众对西医的认知演变过程及原因,深入理解西医传入山东后对民众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大光明电影院与近代上海社会文化

创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以好莱坞电影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建筑装饰,迎合并引领上海民众推崇西方娱乐方式和文化,带动电影院成为近代上海摩登生活的文化地标。以大光明为代表的电影院,并非仅仅彰显娱乐功能。事实上,近代电影院显示出超越电影放映场所的多元功能。作为 "影片—影院—社会"这一信息传播链的中间环节,大光明电影院通过对好莱坞文化的传播刺激着上海社会对好莱坞元素的消费和再生产;同时,近代上海社会的民族主义、族群意识甚至政治风云也影响人们对电影的评价和对影院空间的态度。     

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全盘西化”论文化思潮述评

"全盘西化"论,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潮演进过程中的一种以彻底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全盘肯定西方价值取向为特征的文化思潮,它反映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模式的推崇与选择。其主要代表人物为胡适、陈序经,二者主张"全盘西化"论的主要目的是为打击封建复古倒退文化思潮,这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因其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全盘西化"论最终演变为一种激进的文化观。     

莫高窟壁画飞天艺术形象探微

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艺术形象从初期的印度风格逐渐演变为本土民族的传统文化形象,其发展过程漫长而曲折。飞天形象在风格、形态方面深受希腊和犍陀罗文化影响,对希腊的"天使"有隐性的借鉴。乘佛教东渐之风,飞天艺术形象进入中原地区后,同我国道教的"羽人"形象相互融合,至盛唐时期,飞天艺术形象完全中原化。飞天艺术形象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同中原传统文化相融合,从而诞生了中国的飞天艺术形象,这为后人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艺术等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中国古代“旱魃”形象的起源与嬗变

旱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旱神,最初在先秦时期以天女的形象出现。东汉以后,旱魃逐渐演变为善行疾走的小鬼形象。宋元时期,民间出现了以产妇所生鬼形儿为旱魃的说法,至明代则出现浇淋产妇以除旱魃的恶俗。随着官方对这种恶俗的禁止,明代中期以后旱魃逐渐变为僵尸的形象,并由此衍生出"打旱骨桩"的恶俗。清中期以后的小说中,又出现僵尸旱魃可变犼的说法。旱魃形象的演变是中国古代普通民众与文人士大夫相互影响的结果。     

从电影《惊世狂花》看女权主义电影的发展

电影出现的一百多年来,女性形象在荧幕上的转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白毛女》中苦命的喜儿到《英女皇伊丽莎白》,以女性意识作为贯穿电影的主导思想,女性以及女性电影已经在世界影坛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尤其在西方,因为其开放民主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独立意识教育,女权主义题材电影屡见不鲜。女权主义电影既是社会女权思潮的体现同时又推动了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两者互相推动,女权主义电影逐渐成熟。     

武汉抗战中的洪深

正洪深(1894～1955年),我国早期电影导演、剧作家、戏剧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之一。1928年,洪深将从西方舶来的以对话为主的新型戏剧样式正式命名为"话剧"。话剧这一新型戏剧样式从此在中国得以正名,并在此后的发展中展示了自己的辉煌。1937年初冬,洪深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经过南京、徐州、开封、郑州等地后,来到了汉口。     

西方国际体系扩张中非西方地位与作用的重新审视

<正>西方与非西方,尽管我们难以划定确切的地域与国家归属,但殖民时代以来,大体上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和以亚非拉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一直在持续。国际关系史作为一门以"国家(即主权)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1的学科,必然要思考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在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展中形成了怎样的互动。实际上对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互动的关注程度与阐述方     

“长于姜水”、“都陈”与“葬于长沙”——炎帝传说流衍途径考察

在炎帝传说流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长于姜水"、"都陈"与"葬于长沙"的说法。诸说之间似乎缺乏必然的联系,但均有历史与文化的渊源。早在先秦时期,炎帝传说在东、西方流传之时,亦有缘起于南方说流行。随着东汉后期"三皇五帝"系统整合工作的完成,以及魏晋时期以现实生活中的帝王为标准,对传说中古帝王的生平事迹、都城、陵墓所在等关键环节的再次整合,尽管依旧保留着相当浓郁的传说色彩,然而炎帝的人格化倾向却日益凸现,这是古代帝王传说演变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现象。"姜水"、"陈"与"长沙",似乎可以被理解为炎帝传说流衍过程中三个重要的地理标志,各地不同的炎帝传说借此得以整合,最终形成一个与黄帝并称的华夏民族始祖形象。     

形象思维在英语教学中的功能作用

形象思维与语言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以语言为核心,利用电影蒙太奇艺术,通过情感体验、形象感知、联想想象把英语语言转换为脑中图像,再经过思维活动加以理解表达出来。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     

空间思想演变视角下的西方滨海旅游研究

以往滨海旅游研究综述大多限于对所涉研究领域的横向分类,缺乏基于特定学科演进视角下的纵向考察。本文从人文地理学空间思想演变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梳理西方滨海旅游研究的脉络。与空间思想流变过程对应的是,西方滨海旅游研究主题也经历了从"滨海旅游地空间模型与演化"到"滨海旅游空间文化解读与社会建构"再到"滨海旅游空间政治与权力景观"的过程,亦即从关注滨海旅游空间的物质性转变到社会性和政治性。借助人文地理学空间思想演变视角,可以厘清滨海旅游研究视角转换的内在逻辑,并能从空间的生产视角重新思考中国滨海旅游的新一轮发展热潮,为国内滨海旅游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

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本文选取"近世—转型期—近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三个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者,分别是山鹿素行(1622—1685)、吉田松阴(1830—1859)和井上哲次郎(1855—1944)进行分析,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山鹿素行立足于儒学基本原理,但是他通过将儒学原理与中国刻意剥离,实现了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将儒学"自我"化;吉田松阴则致力于摸索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并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井上哲次郎作为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定型时期的代表者,完全丧失了儒家普遍主义精神。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这一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     

西学东渐在晚清民初方志发展中的掠影

<正>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近代历史是一段国门被打开之后,国人由被动接触西方物质文明到主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不可讳言的是,在这个不论"被动"抑或"主动"的过程中,中国人都为学习西方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不能没有原则地为这段屈辱的"求学"过程"翻案",但我们也不能对这个过程的某些成绩视而不见。     

西方电影中的书店风景

在西方社会中,开一家书店,似乎总被认为是很浪漫的行径。书店也就很自然地成了西方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场景,特别是近几年,出现的几部知名西方电影如《电子情书》(You‘ve got,mail)、《新娘百分百》(Notting Hill)、《情书》(Love Letters)、《美丽人生》(L1fe is Beautiful)等,正巧都以书店主人为主角或是以书店为背景。不论它们是虚构的或存在于现实中,我们都能从其间的片段看到一些文化现象或是读出几则故事。     

清至民国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之形象建构与国家认同

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是苗族的一个支系，清朝汉族士大夫把这一群体建构成一个与华夏有着巨大差异的“蛮夷”形象。民国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强调花苗群体与华夏的“同源”性，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建构的是一个被“拯救”而获得精神自由与新生的花苗群体形象，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民国时期的第一代花苗知识分子，在自我族群形象的建构中，既认识到本族群的不足，又意识到本族群的优势，自我归类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表达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情感。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形象的历史演变与多维呈现，其国家认同情感的逐渐强化，展现了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伴随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演变过程。     

13—14世纪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的变迁及影响

13—14世纪,西亚的亚美尼亚人与向西扩张的蒙古人展开了不同文明间的交往,由此亚美尼亚史家在著述中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蒙古人形象。修士派史家因宗教信仰差异和蒙古人的经济盘剥而产生了强烈的负面蒙古人形象;贵族派史家则基于国际格局的战略考量,塑造了一个基督教化的正面蒙古人形象。两种形象是亚美尼亚人与蒙古人不同文明交往方式的产物,促进了亚美尼亚人及西方基督教世界对蒙古人和东方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西方的十字军研究。但是,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的蒙古人形象也强化了西方在认识东方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并且加深了伊斯兰世界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进而间接地导致了亚美尼亚王国的覆灭。     

韩国假传体小说中“酒”形象的演变及其儒学蕴涵

韩国假传体小说中,“酒”的拟人化形象屡屡出现,并经历了一个由中立形象到正面形象再到负面形象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体现了“酒”形象在小说中不同的象徵意义与儒家思想内涵,而这些不同时代小说中对“酒”形象的差异化塑造也印证了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