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里头文化的铜圆形器

铜圆形器是二里头文化中一类特殊的铜质遗物,数量不多但特征鲜明。依据形制大小及装饰技法等标准,可将它们分为A、B两型。分析表明,二里头文化铜圆形器"铜镜说"目前尚难成立。它们应是一类特殊的礼器,且不同类型在具体使用方式上有所差异。此类器物并非中原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其中A型包含了多种来源不一的文化因素,而B型则可能与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存在比较密切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河姆渡文化蝶(鸟)形器、陶器上的纹饰与良渚玉冠形器、"神人兽面纹"纹饰的一些联系,从八十年代就为中外一些学者所注意.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早在1981年就曾注意到河姆渡蝶(鸟)形器与良渚文化玉冠形器的某种渊源.     

关于盔形器的两个问题

鲁北地区所发现的盔形器既有圜底的,又有尖底的,笔者认为圜底盔形器和尖底盔形器在整体形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不是"式"的差别,而是"型"的差别,故根据盔形器的整体形状将其划分为三型。盔形器与殷墟出土的绝大多数圜底尊在形状、质地、器壁厚度、用途上均具有较大的差异,笔者认为与其将盔形器的祖型直接指认为商文化的圜底尊,不如考虑鲁北地区用于汲水的圆腹罐作为其形制来源的可能性。     

介绍几方元代铜印

(一) "管军上百户之印"一方湖南省博物馆藏,系收集品。铜质,正方形。边长6.7厘米,印面中央微凸,中心厚2.15、边厚2厘米。有柄,通高6.85厘米。重900克。印面阳刻八思巴文,印背阴刻汉文三行:右一行为"管军上百户之印";左两行为"中书礼部造","大德元年十一月日"(图二)。按元代官制,上百户从六品。 (二) "管军下百户之印"两方湖南省博物馆藏。一方系收集品,另一方在1980年出土于资兴县厚玉公社。收集的一方,铜质,正方形。边长6.1厘米,印面中央微凸,中心厚1.6、边厚1.5厘米。有长方条形直柄,通高6.3厘米。重675克。印面阳刻八思巴文,印背阴刻汉文三行:     

黄帝受命有云瑞 夷巫事神琢瑞云

在红山文化墓葬发掘出土的上百件玉器中,玉箍和玉勾云形器是重要的玉神器,尤以玉勾云形器为最最重要之事神用巫玉。其表面器形构架由(?)三种图案组合成复合勾云纹造型,反映了红山文化群体对"云"、"雨"的崇敬和期盼。其深层内涵则是云上有天、天上有神,天神是至高无上之神,具有权威性和震慑性,也为红山文化群体视为保护神加以膜拜。玉勾云形器、玉龙、兽面饰块形器等红山文化玉神器均以云纹作结构框架并普遍应用,说明其群体以崇敬云天为己任,并创建了高度发达的东夷玉文化板块。此一玉文化或可能与"黄帝受命有云瑞"、"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的记载有关联。而"玉勾云形器"之名称不甚准确,经考证古文献,应为"吉云饰玉神器"、"玉吉云形器",宜定名为"玉瑞云纹饰"。     

大汶口文化匕形器研究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海岱地区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在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常随葬以骨、角、蚌为材质的匕形器,且多放置于墓主人身边。从摆放位置看,匕形器与部分陶器有一定的组合关系,常见"匕鼎组合""匕杯组合",其中匕形器分别具有"饭匕"和"醴匕"的功能,部分匕形器兼有生产工具的功能。     

青海民和县出土的二方铜印

青海省民和县境曾出土二方铜印,现介绍于下。一 "陇西中部督邮印"(图一)1972年12月于中川土族乡清泉王家村出土。红铜质,方形。边长2.4、通高1.4厘     

试论妇好墓“铜尺形器”的功用——兼谈商周青铜爵、觚的使用

妇好墓出土有28件"铜尺形器",关于其功用,研究者莫衷一是。本文以妇好墓出土的"铜尺形器"为切入点,对商周时期的"铜尺形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与断代,指出其时代主要集中于商代晚期。文章认为,"铜尺形器"就是铜柶,是专门的礼仪用具。文章还依据铜柶在墓葬中的原始位置,分析了其与其他器物的组合关系,认为铜柶的功用与铜爵、觚有关,并从爵、觚的形制、功用及当时酒的种类,分析了商周时期青铜爵、觚与柶的搭配使用问题。     

千古之谜试揭秘(连载十)——伊春暨金少屯地域金代历史文化研究新说

<正>"都统所印"乃"万户""军帅"之证明小兴安岭成为保大金王朝的义军之乡——关于金山屯地区金代建置兼"都统所印"分析(一)1974年,伊春市文管站在金山屯横山林场南面的砂山村(当时叫南岔战斗大队)征集到一方"都统所印",系铜质,九叠篆书,印呈现方形,背有梯形方钮,边刻"都统所印",背刻"行六部造,贞佑五年五     

介绍三方西夏官印兼谈相关问题

1986年3月至1988年5月,内蒙古准格尔旗文物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本旗境内征得3方西夏官印。印均为黄铜质,印文均铸就。现分述如下。"首领"印2方。一方1986年6月在西营子乡尔架麻沟征集,是当地村民1971年修水库时发现的。印面呈长方形,长方纽,上有穿。印边长5.8、宽5.6、带纽通高3厘米。印文为西夏文篆书"首领"2字,阴文。印背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中国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铭文看两汉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及其变化

汉代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多样,且变化明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早期,国家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铜器生产较为自由,制作机构既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各级工官,也有地方诸侯和富商,产品得以自由买卖;西汉中晚期,由于对地方诸侯和私人工商业实行打击和限制政策,铜器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地方诸侯和富商基本退出铜器的生产领域,铜器的制造由政府专控;东汉早期,随着政策的放宽,铜器由政府专控的局面开始松动,私人作坊造作的铜器出现,至东汉中晚期政府各级工官基本退出铜器生产领域,铜器的制作为私营或工官监制私人承制的形式。     

枣庄市徐楼村红铜铸镶青铜器纹饰镶铸特征

红铜铸镶青铜器是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杰出代表,红铜纹饰的镶铸特征是器物铸造工艺的直接反映,但红铜镶嵌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研究探讨。为此,通过直接观察法和X光成像技术,分析探讨了枣庄市徐楼村红铜铸镶青铜器纹饰镶铸特征。红铜纹饰有与器身基体等壁厚型和非等壁厚型两种。与器身等壁厚红铜铸镶纹饰和器身基体有平口直接镶铸和红铜预留凹槽镶铸两种方式。与器身非等厚红铜铸镶纹饰则利用红铜纹饰在器身浇铸时形成凹槽,红铜纹饰通过与纹饰相连的红铜支钉固定在范芯或在纹饰底部加入垫片方式镶铸于器物基体中。研究成果为红铜铸镶青铜器的工艺过程研究提供材料和证据。     

商代青铜豕卣的缺损还原

上海博物馆藏商晚期豕卣形制独特,纹饰精美,但缺损较多,近原器总面积的一半。为了能够呈现豕卣的完整面貌,在翻模复制原器纹饰补缺这一传统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良。通过剪裁树脂补缺件、借位修正等手段,解决了翻模补缺件和原器部分纹饰、器形存在微差的常见问题,不仅在豕卣修复上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也试图为青铜器补缺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南阳汉代铜舟科学分析

本文对一件南阳汉代铜舟进行科学分析,认为其在合金技术、锻造技术、热处理技术和机械加工技术等方面,反映了我国古代青铜技术的先进水平。     

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青铜器研究

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势力日渐强盛。郑国就是自春秋初年始渐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近年来,在郑国的国都—新郑郑韩故城相继发现了大量珍贵的郑国青铜器,诸如新郑金城路铜器窖藏及城市信用社铜礼器窖藏①,新郑中国银行工地的１６座青铜礼乐器坑及大批殉马坑②。诸多春秋郑国青铜器的发掘出土使学者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郑国青铜器上,研究郑国青铜器又使我们不得不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一次重新认识和研究。本文拟在已知图志、文章所提供李家楼大墓出土器物情况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地区其它出土材料考证大…     

西周王盂新解

本文认为陕西扶风所出西周铜器王盂,乃周王为"蒡京中寝"所作"馈盂"。中寝即西周王后居住的中宫。馈,则表明该盂为周王正配司掌馈食供养所专用。此篇铭文的重新解读,对探索西周王后之职以及相关礼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个旧黑玛井发现的东汉铜博具

在云南个旧黑玛井古墓群采集的方形铜案应该是东汉时期的博具,该博具明显是当地受汉文化影响产生的.     

随仲嬭加鼎的时代特征及其他

随仲嬭加鼎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但其非考古发掘品,需要考察其制作年代。在楚系青铜器大背景下,本文通过对该鼎器形、纹饰、铭文以及工艺等时代特征的观察,并对比分析相关楚系青铜器,认为该鼎制作年代在春秋中期无疑。     

霸伯治盐与西周井田

西周霸伯铜器铭文显示,位于今山西翼城大河口的霸国伯主不仅有为西周王室治盐之责,而且兼有御戎守护盐池安全的使命。霸伯簋铭文记载了井叔专来霸国辨定盐卤的种类和等级,并命霸伯征伐,提供其美田一百井之井田中央百亩公田所产的两种谷物作为军粮,补其军资。文章结合相关铭文资料讨论了西周井田制和军賦,并就与井田相关的官制官氏等问题提出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