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古代的杂技百戏

西藏的杂技百戏历史悠久,在吐蕃时期就广为开展了。当时人们表演的“杂技百戏”技艺,都需要具有高度的身体技巧,并有一些项目逐步演变发展成为西藏的民间体育。至今,仍有不少源于吐蕃时期的“杂技百戏”技艺为人们所喜爱,成为人们健身的主要形式,也是节日庆典中的表演内容。 “杂技百戏”表演最早见于《莲花生传》记载的:“当举行开光之时,魔术家(表演魔术),力士们比赛臂力(即倒立)。”《贤者喜宴》记载,在桑耶寺开光时的杂技表演,译注者黄灏说:“吐蕃人在开光典礼”上的各种杂技表     

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敦煌学

敦煌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相伴而生,休戚与共。本文从中外交流与文化心态的角度,将敦煌学百余年来的发展历史归纳为文化失守、文化保守、文化自信三个阶段,联系现代学术的发展,分析论述了各个阶段的不同文化内涵、表现特点及意义。     

汉代肖形印中的舞蹈百戏和乐器

在我国古代印章中,有一类称作肖形印的印章,方寸之间,古人以其精巧的雕工,刻画出无数生动精美的人物、动物、花鸟虫鱼。它是古代最小的浮雕、画像,韵味无穷,令人赞叹。其中汉舞乐百戏肖形印,更是汉代艺术宝库中的奇葩。汉代著名的舞蹈、百戏、在肖形印中几乎都有反映:盘舞。见干(图1)右上角。舞者足下有二扁状物,乃汉代盘舞中特有的盘的肖形。盘舞又称七盘舞,舞时七盘摆放地上,中配一鼓或两鼓,舞者舞跃其中。盘舞图像又见于沂南画像石及四川彭县出土的盘舞图画像砖。不同的是,沂南画像石有七     

汉画像乐舞百戏“受众”情况的考察与分析——兼论汉代庄园艺术的性质与功能

汉画像乐舞百戏与反映"社交"和"日常生活"内容的构图要素所构成的最为密切的叙事意义上的联系,应该是汉画像乐舞百戏与上述构图要素之关系的表现和反映,也是乐舞百戏在汉代庄园生活中真实存在情况的某种表现和反映。从图像叙事艺术的角度看,汉画像以其对汉代庄园经济生活的表现和反映而展示的是一种庄园叙事,而乐舞百戏即是这种庄园叙事的产物。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利玛窦拉开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序幕,他与之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由此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诸如语言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学、美术等传入中国,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也流入欧洲。这一段中西文化在平等地位上交流的历史,倘从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将因其辉煌而深远的影响,让我们寻回文化的自信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     

丁韪良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活动了６０余年,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从洋务运动看慈禧太后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

发生于清朝晚期的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效仿和实施西方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由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自上而下的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改良运动。慈禧太后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毫无疑问的成为这场运动的最高领导者,这也就使慈禧太后自然而然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在诸多领域促成了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关系密切,本文试从洋务运动的视角切入,略述慈禧太后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     

柏应理与中西文化交流

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是空前频繁与活跃的,它逐渐由此前简单的物质层面的往来发展到精神层面的交流与磨合。所谓“交流”,意指既有西学东渐,亦有汉学西渐的双向沟通;所谓“磨合”则为既有冲击碰撞,也有顺应调适的艰难容蓄。我们往往瞩目那些不远万里来华的传教士,强调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科学知识,使西学东渐成为可能,却忽视了同样是那些传教士,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给欧洲带去了宝贵的汉学,为其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而持久的活力,“因为18世纪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起点于中国,自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与他国人民进行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粤、闽;岭南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地区。从西汉时起,中国人就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出海,在南海和印度洋上同外国通商。三国时期,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联系南海诸国,他们所经历各听说的国家有100多个。刘宋以后,海上交通更加发达,“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对岭南,乃至中国社会科学文化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澳门港的开放与中西文化交流

澳门港的开放与中西文化交流黄鸿钊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ｂｏｕｔ４４０ｙｅａｒ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ｐｏｒｔｏｆＭａｃａｏｔｏｏｋｓｈａｐｅｉｎ１５５７．Ｉ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ａ...     

论古代私家藏书的类型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历史悠久,在私家藏书文化漫长的发展进程中,藏书功能逐渐由单一演变为多元,由于藏书家各自藏书目的和情趣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一些相对可以区分的类型.     

古代东西交往中的回族先民

回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唐宋时期 ,来自大食、波斯的回族先民定居中国 ,频繁往来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 ,为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及技术与文化的广泛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古时期西北佛教译经文化区域考论

佛典之翻译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基础,汉译佛典的绝大部分完成于中古时期。中古时期,西北地区形成了西域、河西、关中三大译经文化区域,译经中心大都位于交通要道或都城附近。中古西北佛教译经文化活动重心久在西域,晋唐时期转向了关中。     

汉字与古代婚俗

汉字多具表意功能,本身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本文取＂姓＂、＂父＂、＂婚＂、＂娶＂、＂妻＂、＂嫁＂、＂媵＂、＂侄＂诸字,通过对其字形、字义的解读,探析了群婚、抢婚、买卖婚、媵制等古代婚俗.     

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社会复杂化的表层是社会分层和政治组织形式上的专制统治,但社会复杂化无疑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文德安(Anne P.Underhill)教授的《中国北方地区手工业生产与社会变迁》(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一书,就是从陶器生产探讨社会复杂化过程的一部专著,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意图和书中将要采用的阐释理论。作者长期从事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至夏商考古学研究。她注意到,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陶质或铜质饮食器具在贵族奢侈品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饮食器具地位的凸现,显示的是社会上层对高级食物和饮品以及生产、制作这些食品所耗费的劳动力的占有,是社会上层集团为了在竞争中彰显自身财富和威望这一社会行为的反映。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求,陶器手工业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力,增加产品种类,其结果是导致了陶器的专业化生产;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影响了生产组织的变化。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贵族总是在谋求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控制权,而经济控制权是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鉴于高级饮食器具在社会上扮演的异常重要的角色,控制高端陶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尤其是对最为关键的“生产”阶段的控制,也便有了不寻常的社会意义。精英阶层通过对专业陶匠及其相关的专业化生产的持续投资,实现了对这种高端陶器生产的有效地控制,而陶器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也使得对其生产的控制变得相对容易。这种“资助式”专业化或称附属式专业化生产,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官营”手工业。判断附属式或官营手工业与独立的非专职的专业化生产的主要标准是器物的标准化程度。为了了解中国早期陶器生产,文德安博士曾屡次亲赴贵州、云南和新疆各省区,采集人类学、民族学第一手资料,并有长篇调查报告发表。这是北美人类学考古学家的治学路数。这种亲历的经验,使得作者在对中国史前陶器生产的研究上受益良多。陶器标准化程度主要是靠测量数据来体现,苦于国内考古发掘报告中往往缺少“典型器物标本”以外陶器的测量数据,作者数度穿梭于山东、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站,测量必须的陶器数据。她认为龙山文化陶器已经属于附属式手工生产。作者的这一认识,已经从制陶技术的研究中予以证实。两城镇龙山文化制陶所反映的工艺流程,清楚地显示了陶器生产专业化发达程度。关于宴享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作用,国外人类学界与考古学界已有许多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宴享是个人用以显示自身财富、维持或提高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我国,龙山时代存在饮品酒已经得到证实,但史前和原史时代宴饮的社会功能却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实际上,我国后代文献如《国语·周语中》所记“饫以显物,宴以合好”,就道出了宴饮的性质。《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言,“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说得更为直白。也正是因为宴饮容易“合族”、“聚众”,故立足未稳的西周年统治者规定民众不得“群饮”,违者“尽执拘”、“其杀”(《尚书·酒诰》)。这是从反面理解宴饮功能的文字记载。本文对于我们的最大启示,与其说是作者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实际上是把考古学上最为常见的陶器,放到政治经济领域加以考察,即把陶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器物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或者产品蕴含的象征意义。史前时代晚期某些陶器所具有的礼器性质早就为学界所公认,但对于陶器礼器化的过程却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假设,贵重食物、饮品和盛放它们的饮食器具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劳动,导致了精英阶层对某些高端陶器生产的控制与独占;而控制陶器生产的结果,直接引发了隶属式专业化生产组织的出现(这本身就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体现),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陶器本身所反映出来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前一个假设,通过对高端陶器与高等级墓葬等共存现象的考察很容易得到证实;后一个假设,则通过统计测量得出的陶器标准化程度和陶器工艺流程的复原得以验证。所谓先有假说,再加以验证,这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略论昆明古城的历史沿革、文化特色及其底蕴

区,降及元初,虽“昆明”的族称在史籍中已逐渐被所谓“乌蛮”、“罗罗”取代,但很有可能在民间照常沿用而被官方采纳用作地名。其二是与唐初“昆州”、南诏“昆川”有明显的传承演进关系。对此,《元史·地理志》说:“昆明,中,倚郭。唐置(昆州) ,元宪宗四年,分其地立(昆明)千户二。至元十二年改鄯州,领(昆明)县。二十一年,州革,县名故。”从中不难发现,“昆州”与“昆明县”之间确有内在联系,而夹在其间的过渡性地名“鄯州”,则显然是从先前的“鄯阐府”转化而来。然而尽管这些解释已足够充分,且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称谓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