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青铜器铸造痕迹鉴真伪

<正>在中国古代的夏商周时期,作为文明象征的青铜器走进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从此中国进入了辉煌的青铜时代。从目前考古发现提供的资料来看,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地层中发现一定数量的夏代晚期制造的青铜容器和兵器,证明了当时青铜冶铸技术与规模均已发展到一定程度[1]。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有两种方法,     

论东周时期铜■的功能分类——兼论青铜器分类中的主位分类和客位分类

铜■是东周时期数量较多的一种青铜器,以往学者大多将它定为酒器。但是从考古学提供的证据来看,铜的功能应该是水器。在研究青铜器的功能分类时除了根据青铜器自名和文献记载以外,还需要兼顾考古学背景,充分考虑青铜器的组合关系和在墓葬中的放置位置,它们是重建古代器物主位分类的重要线索。     

浅析“刖人守囿”挽车及其相关问题

商周时期是我国青铜发展的鼎盛时期。山西地区这一时期的古化遗址、古墓葬出土物十分丰富，其中青铜器因数量众多，工艺精湛，类型复杂，历来为人们所瞩目，并且成为我国许多专家学非常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由山西省博物院珍藏展出的“刖人守囿”挽车，是西周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作品之一。[第一段]     

老北京古铜修复业

说到中国古代青铜器,谁也不会陌生。青铜重器司母戊鼎、四羊方尊、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班簋、马踏飞燕等,再加上不知名的青铜器,早已名扬中外。但在这些青铜器的背后,却还有许多许多鲜为人知的传闻和故事。[第一段]     

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

1976年12月,丹阳县城东四公里许的司徒公社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一批青铜器,计有鼎、簋、尊、盘、瓿等二十六件。这批青铜器数量较多,器形有特色,纹饰多样,对于研究长江下游近海地区的青铜文化面貌有重要的价值。     

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鋬的铸造技术及其发展

正器鋬是指容器腹部一侧半环状突起供单手握持的部分。青铜器鋬最早随着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而出现,殷墟文化时期直至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以酒器居多,爵、斝、角、盉等带有单鋬的青铜器占有相当的数量。因此,从二里头文化到西周早期[1]的青铜容器中,带鋬的造型显得特别而突出。在商周青铜器的范铸技术中,外范是器体赖以成形的核心,也是器表装饰依赖的载体。而器鋬、耳等附件由于垂直突起于器壁,需要     

青铜器“巳簋”与邢齐通婚——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三

<正> 青铜器巳簋,又称邢姜太宰巳簋,铭文内容涉及到邢国与齐国的通婚,是研究邢齐关系的重要材料。李殿福先生《巳簋初释》[1]、张柏忠先生《霍林河矿区附近发现的西周铜器》[2]、李学勤先生《麦尊与邢国的初封》[3]、孙敬明先生《西周金文与邢史举隅》[4]、李先登先生《邢国青铜器的初步分析》[5]等,均对此器作过考释或论述。本文广集诸家之说,参     

曾侯乙、曾侯[舆辶]和曾侯[戉阝]

曾侯乙之前的曾侯有曾侯[舆辶]和曾侯[戉阝]。二者的年代关系,通过比较曾侯乙、曾侯[舆辶]和曾侯[戉阝]三位曾侯的青铜器铭文格式、铭文字体、青铜簋形制以及青铜戟形制的变化,观察曾侯[舆辶]和曾侯[戉阝]在相关因素中的系列关系,最后推测曾侯[舆辶]的年代早于曾侯[戉阝]。     

西周青铜器铭文书体艺术探微

<正>西周是我国上古文明的兴盛期,也是中国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此时期的青铜器及铭文的铸造和制作成果卓著。西周时期的文字形式基本上都是靠青铜器保存下来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丰富,在形式上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以及西周先民的文化审美互为表里,成为人类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在西周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尚书·周书》[1]。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艺术美体现了中国文字和书法独特的文化内涵     

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

自五十年代以来,在郑州二里岗、杨庄、白家庄、东里路、铭功路、张寨南街、人民公园和南关附近的熊耳河一带,先后发现不少商代青铜器,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最近,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内出土的一批商代窖藏青铜器,数量较多,器形较全,是三十多年来商代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现简报如下。     

中山王■墓铜器四题

<正> 1974～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河北平山县三级公社即中山国最后一个都城古灵寿城西发掘了中山国国君(?)的陵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及其它质料的器物[1]。中山王(?)墓出土的铜器是战国时期北方晋系铜器中数量最多、品级最高、年代最明确的铜器群,它为这一时期晋系铜器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标准器。中山王(?)墓的正式考古报告出版后[2],笔者立即     

现代高仿青铜器的制作及辨伪

据《韩非子·说林》中记载,春秋时期,古人就开始仿造青铜器。由于历代社会遗风及仿古牟取暴利的原因,各个时代都有一些能工巧匠费尽心机,仿制前期青铜器。尤其在乾隆以后至民国时期古玩业兴起,外国商人纷纷来华抢购古物,使青铜器的价格日益昂贵[1]。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从古玩中牟取暴利之风在我国愈演愈烈。80年代后期,一些投机者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青铜器的复仿作伪,使青铜器的复仿品达到了用肉眼无法辨伪的地步。辨别青铜器的真伪是文物鉴定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每一个文物工作者应当承担的责任。笔者在博物馆…     

关于郑州商代青铜器窖藏坑性质的探讨

1974年秋,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北段外侧约300米处的杜岭张砦南街地下土坑内,出土了两件商代大铜鼎和一件铜鬲(以下简称“张砦铜器坑”)。这些青铜器究竟是墓内的随葬品还是窖藏品的问题,当时未能搞清楚。1982年夏,在郑州商城东南城角的外侧约54米处,即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地下,发现了一个埋置有13件商代青铜器的窖藏坑(以下简称“城东铜器坑”),这是目前在郑州商城附近出土数量较多、器形较大的另一批商代青铜器。从上述两座土坑的形制、深度和青铜器在坑底的放置方法,以及出土青铜器的品种来看,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张砦铜器坑也应该是属于当时的窖藏遗迹。至于这两个窖藏青铜器坑的形成问题,我们初步认为可能与商代某种祭祀活动有关。现就这个问题,我愿意谈一些看法,不当或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

在我国南方地区,历年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礼器,其中有一类大口尊出土范围广,发现数量较多,在南方商代青铜器中非常重要。从50～80年代初,安徽、湖南、重庆和陕西等地就不断有大口尊零散出土。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两座器物坑,从坑中又出土一批大口尊。特别是近年来,在湖北等地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学术界对三星堆出土的包括大口尊在内的青铜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对四川地区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青铜文     

略论岭南地区西汉早期青铜器的特征及成因

对岭南地区出土的西汉早期青铜器统计显示,青铜器出土地域集中、数量多、种类齐全,但功能发生变化,同时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器物来自中原地区,究其原因,可能与交通的改善、南越国的建立、郡县设置和铁器化进程加快有关。     

试论陕西出土的商代铜器

历年来,在陕西境内曾多次出土过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性质问题,目前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里我们参考殷墟青铜器的分期,将其中解放后出土的部分青铜器群,进行时代分析,然后,参考近年陕西境内商代遗址的发掘,对其性质作以推断。陕西境内发现的殷商时代青铜器,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分布也极为广泛。在关中地区主要地点有:岐山京当、贺家、扶风法门、吕宅益家堡。武功游凤镇,礼泉朱马嘴、泔河坝,户县侯家庙、兰田怀珍坊、黄沟,淳化赵家庄、黑豆嘴,铜川三里洞、十里铺、红土镇,渭南南堡村、姜河、西安老牛坡、华县高塘等。在陕北高原主要有:清涧解家沟、张家(?)、绥德墕头村、后任家     

殷墟商墓铜器组合与墓主归属问题

<正>殷墟商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青铜器组合的研究。墓葬中青铜器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葬的时代、等级、族属、文化交流等问题。陈梦家首倡青铜器的组合研究,他指出研究商代青铜器不能将其“分割为器物学的、文字学的和美术史的领域”,不仅要注意地域性,还要注意共同性。他将同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作为同组进行分析,并指出组合形式存在多样性,如同墓共存的组合、同墓的成套组合、同族名的组合等^[1]。郭宝钧提出“铜器群”概念,通过综合分析青铜礼乐器群的组合、形制、花纹、     

安阳市博物馆藏商代青铜器选介

安阳市博物馆藏商代青铜器数量较多,为便于学者研究,兹选出部分商代晚期(殷墟Ⅰ一Ⅳ期)青铜器介绍如下。鼎(库藏编号0965,以下编号同) 竖耳,侈口,方唇,直颈,分裆锥足较矮,壁稍薄。颈部饰两道凸弦纹,器身饰三个等距离的基根相联的双凸线三角纹。器身至足根     

论济南大辛庄遗址M139新出青铜器

济南大辛庄遗址M139为2010年重要的新考古发现,该墓葬以其高等级、较多青铜器出土在商文化的周边地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本文指出M139出土的青铜器具有典型商文化特征,但这些青铜器同时表现出年代滞后的特质,即多数青铜器年代属于殷墟文化时期,却又具有若干较早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特征。这种特质说明M139青铜器属于商文化体系内本地独立生产的青铜器。     

西周倗国墓地出土纺织品的科学分析

西周倗国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绛县横水镇横北村北部,北距绛山5公里,在这里出土了铜器、漆木器、玉器、陶器等大量的珍贵文物[1]。在出土青铜器的表面,发现了4件纺织品残片,编号为样品1至样品4。其中样品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