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二三事

鄂尔泰,姓西林觉氏,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年间举人,官佐领、侍卫。于雍正四年巡抚云南,寻兼云贵总督。观察西南形势,奏请平定苗疆,并建议实行“改土归流”之策,雍正帝许之。铸三省总督印,发交鄂尔泰,同时兼制广西。 自雍正四年至九年,用兵六年而后苗疆以改流归化。先川边,继之滇边,而终于黔     

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年间,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清王朝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旨在进一步铲除世袭土司势力,实行流官政治。这一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对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改革的主持者,即是雍正朝著名大臣鄂尔泰。鄂尔泰（１６８０－１７４５年）,字毅庵,满州镶兰旗人,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年）中举。曾在皇权机构中供职二十余年,直到１７２３年雍正帝登基,委以重任,４４岁的鄂尔泰从此出将入相,下江南,入云贵,调…     

从土官到缙绅: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土司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央王朝采取的必然措施 ,但清雍正朝以前 ,被改流的多是对抗中央王朝或已造成割据威胁的土司 ,改流浪潮始终未波及那些认同和支持中央王朝统治、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土司。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发展及土司制的没落 ,对这些土司的改流成为必然。雍正初年的云贵总督高其倬抓住时机 ,采取适当措施 ,用和平的方式完成对云南汉化土司改流的历史重任 ,并将其妥善安置 ,使之转变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 ,促成了边疆民族土官到封建缙绅的历史转变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

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其“苗患甚于土司”这一错误判断为前提的《改土归流疏》为雍正皇帝批准后,即以铁血政策“开辟”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黔东南“苗疆”,设置“新疆六厅”。六厅苗民在官兵的无尽勒索、欺凌下,以“苗王出世”相号召,掀起雍乾时期苗民大起义。朝廷急调相邻4省官军入黔合力镇压。援黔湘军统领李椅手写之《南征日记》,纪录了此时段内所作、所见、所闻．留下其时“苗疆六厅”苗族社会诸多翔实而珍青的资料。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清末西南改土归流决策论

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都曾经对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实行“因俗而俗”和“以夷治夷”的政策,即对当地首领授以世袭官职,武职有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长官等称号,隶于兵部;文职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名号,隶于吏部。这些被授予官职的当地首领虽有对朝廷纳贡粮和接受征调的义务,但其职务为世袭制,对辖区境内有生杀予夺大权,故统称之为“土司制”。土司制在实行之初对祖国统一和社会治安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愈来愈明显,逐渐形成一种对于中央统一领导的离心力量和割据势力。为此,明朝永乐年间首先开始改土归流,十二年,设置贵州省。清朝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西南改土归流。又取得关键性胜利,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之乱,使改土归流得以巩固,光绪初年,左宗棠规复新疆又将西北土司改流不少。尽管这样,从全国来看,仍有不少地区继续沿用土司制,在已改流的府州县内也有实行“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司”的变通办法的,这就使土司制度仍然大量残存,不利于全国政治统一与地方的社会发展。 在清末新政高潮中,中央政府再次掀起改土归流高潮,数百年带有奴隶制性质的土司制度受到了基本扫荡。本文拟对此项政治措施的决策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文物博物馆简讯

据文献记载,自元朝起,贵州便建立"土司制"。明代,随贵州行省的建立而完成此项制度,清初仍继续实行。到了雍正四——九(1726—1731)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和贵州巡抚张广泗在贵州用武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同时还有在保存原土司的情况下,另设流官以佐治,或者取消大土司,保留小土司。所以,"改土归流"政策并未把"土司制"彻底废除,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直到解放前,尚在实行此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

雍正帝即位之初,承袭了康熙帝在土司地区安静为主避免生事的政策。后来雍正帝为了追求良好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对于土司看法发生转变,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同时,清朝以汛塘划地设点,扼制道路,形成治安网络。在推行保甲、汛塘以控制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雍正君臣将未能直接控制的湖广、云贵等南方地区土司作为严重问题提出,土司所在地区的争杀抢掠显现出来,成为清政府缉盗的对象,雍正君臣还将改土归流作为处置土司的有力措施。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省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长寨的建房增置防汛引起土司抵抗,长寨事件是引起后来改土归流的导火索。改土归流后行保甲、设汛塘可证其初衷在此,清朝通过设置保甲、汛塘,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     

略论雍正年间清政府对贵州贩卖人口的整饬——以鄂尔泰打击川贩为中心

清朝在对贵州“改土归流”的过程中,鄂尔泰发现了从事贩卖人口并借机蛊惑“苗民”的川贩,并与之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由此着手对这些川贩采取惩治行动。川贩这一现象有着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吏治、伦理道德乃至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许多情况,对当今社会规范和治理也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方显与“开辟苗疆”

清代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这场关系贵州前途与"苗疆"广大民众命运的大事中,镇远知府方显高瞻远瞩,力主"先抚后剿",反对滥杀无辜,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杀戮。方显在"开避苗疆"中,以消弭民族矛盾、增进汉、苗和解为己任,从而为黔东南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王朝边略与边疆社会形态:明清时期上石西州的改流与治理

明初上石西州是位于桂西南左江上游的一个小土司,毗邻安南。自成化年间改土归流之后,上石西州的社会治理方式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直到清末仍保持着土司社会的基本特点。在众多改土归流的个案中,上石西州显然是一个例外,说明明清王朝对西南边疆改流地区的治理并不必然以"内地化"为主要目标,边防的巩固、改流地区的治理效果以及改流成本都是朝廷优先考虑的内容。     

清政府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

本文认为,清前期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主要是通过解决土司问题,亦即改土归流而达到目的的。作者为此论述了世宗时期在云南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具体措施及其后果。并指出,通过改土归流的实施,清前期对云南的统治是最有成效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明清之际播州地区的改流、冲突与政区调整

明万历年间明廷倾全国之力发动"播州之役"剿灭杨氏土司,而后又对播州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由此使得朝廷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播土内部及周边仍然罗列着诸多夷目、土司,这逐渐成为明后期的一大边患。随着明朝的衰亡及清的兴起,原播州地区一度成为西南战乱的导火索,甚至是冲突的中心。而长期的战乱则使得播州地区的改流成果一度中断。本文拟通过对播州地区改流、冲突、政区调整等三方面进行论述,力求以全新视角来解读播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清初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及烟瘴影响

疟疾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古人称之为烟瘴、瘴疠、瘴气等。清康熙三年,清朝就在西双版纳的普洱驻军设治,雍正年间又在澜沧江东部的西双版纳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设普洱府,建普洱镇。但受烟瘴影响,驻军、设治和改土归流经过了多次反复,清廷仍没有彻底完成对西双版纳的改土归流。本文以驻军、烟瘴为切入点,探讨了清初清军在普洱、思茅沿边地区驻军与撤军、改土归流与撤流复土的反复过程,认为烟瘴影响了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不利的自然环境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经营的巨大障碍。     

民国时期广西土属建制改流考异及其入志方略

民国时期广西土属建制改流考异及其入志方略邓敏杰本文所考土属建制,是指历代于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土州、土县、土司等特殊行政建制。一般而言,土属建制改土归流是整个土司制度因革的核心,较之土流并制或停止土官世袭而行弹压承审制的官僚制度和管理方式的过渡性改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赵尔丰盐业改革措施及其意义

清末,清政府积极推进川边改土归流,在对盐井进行改土归流过程中,赵尔丰对当地盐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成为当地盐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先后经"腊翁寺事件"、官盐局的设立、商盐局的成立等重要阶段,各项盐业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得以推行。盐业实行制度化的运作方式,使得盐税的征收增加了边务经费,同时为川边改土归流的推行和边疆稳定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有效打通了同中印边境察隅等地的联系,维护了国家领土安全,促进了边疆稳定。     

试述鄂尔泰对西南的社会改革

试述鄂尔泰对西南的社会改革王缨鄂尔泰（１６８０－１７４５年），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清朝满州镶蓝旗人。其祖上曾为清王朝开疆拓土，谒尽忠诚。鄂尔泰自幼勤奋，胸有大志，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年）二十六岁中举。进入仕途后，他在皇权机构中经过了默默于职守二十...     

明清时期“苗疆”土司与“流官”政区疆界纷争与化解——以黔楚蜀交界地区为例

明清黔、楚、蜀(今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区曾为"三不管"之地,民族构成复杂,相互间纷争不断,土司与流官政区之间疆界纷争时常发生。其直接结果导致不少流官政区辖地大为削减,对于当时县级或省级政区构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些甚至成为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面对不断升级的土司疆界争端,中央王朝及各级地方官府实施了阶段性的应对举措,映射出顺应"时势"之变化过程,并最终以"改土归流"作为化解彼此疆界纷争之根本方式。     

“改土归流”对土家族音乐活动的影响研究

清朝中叶,雍王朝对土家族分布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将原本奴隶土司领主管理的土家族区域的土地改革成为了相应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经济体制。由于改土归流政策的积极实施,导致土家族土司垄断的文化格局被打破,土家族的各项音乐活动发展都进入了春天。随着改土归流后的儒家等汉学文化的不断深入渗透到土家族内部,土家族音乐也在积极吸收着汉文化中音乐元素,在音乐形式上出现了哭嫁歌、竹枝歌等诸多新颖的类型。在此期间,土家族的戏曲音乐和各项音乐文化也都得到了空前发展。本文从多个方面对"改土归流"后的土家族音乐活动做出如下研究,仅供参考。     

清代改土归流与右江流域壮族婚丧习俗的变迁

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与控制,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在壮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右江流域壮族社会文化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型。本文以右江流域壮族婚丧习俗的变迁为例,更好地管窥了改土归流对壮族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