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提出

《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李蕴华《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一文,认为:一、“中共‘二大’尚未明确认识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谈不上已经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而且“还可能发展成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二,“中共‘二大’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形成的起点,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完整思     

讲好“南梁故事”，担当“培根铸魂”使命

<正>南梁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西北地区斗争实践的结晶,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民众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铸就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内涵的南梁精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联合”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中共革命发生前,“联合”一词并不具有政治属性。经过生动的革命实践后,“联合”才逐渐被确定为政治口号,打开了革命新局面,熔铸于革命全过程。对这个源自经典语录的概念,中共不但乐于使用,而且长于践履,进而启迪工人觉悟,团结本阶级成员。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联合观。历经严峻的外部斗争后,中共将联合实践与争取革命领导权紧密结合,统筹范围更广,兼顾合作与斗争。经由基本概念的选用、转用与连用,中共完成了从革命动员向政治引领的进化,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联合政治文化。这种词语实践所承载的政治思想决定着各阶级的命运,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进程。     

薛暮桥:从旧中国“牢监大学”走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

从在“牢监大学”自学成才到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国农村》,从在新四军和苏北抗大讲授政治经济学到主持山东解放区的战时财经工作,从建国前夕在西柏坡协助周恩来处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工作到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深入探索,薛暮桥以其睿智的头脑、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论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政策主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和孙冶方、许涤新、于光远并列为中国经济学界声名显赫的“四大名旦”,最终成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     

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从“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讨论谈起

“新革命史”以与传统革命史观“对着干”的姿态出现,实际上二者有着很深的“学统”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城一度式微,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其实,即使凸显革命史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深受其影响。“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既是一些具体研究实践的升华,又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学界革命史研究取向的归纳和命名。近十年来,缘于学术自身的演进、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呼唤,中国革命史研究呈现复兴的态势。“新革命史”研究热即是“再兴”的一个典型表现,且预示了“两个中心”的革命史研究趋向。     

“三次革命高潮”解析

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标志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大陆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提出并得到广泛接受并非偶然,自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想基础。胡绳在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把握中将国内阶级矛盾置于中外民族矛盾之上,“三次革命高潮”突出中国本土因素、相对忽视涉外事件即与此密切相关。此外,他将“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合称为第二次“革命高潮”,这样,近代史上四个被特别突出的历史事件之主角,农民与资产阶级各居其二,从表面上看来无所偏重,实则为其解释体系的调整预留了空间。胡绳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这两大史事作有分寸地扬此抑彼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因应了不同时代的理论需求,增强了其学说的包容性。     

大革命后期国民革命军“兵随将叛”剖析

国民革命军伴随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主旋律,在北伐战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立下了功勋,确实是革命的军队。但是,在革命深入的过程中,国民革命军中的大批曾一度追随过革命的军官将领,先后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探源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推行,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在当时提出并得以推行?原因究竟在哪里?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求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错误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错误分析,是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中国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的对象,这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决定的。但是,陈独秀无视这一客观条件的存在,把     

“样板戏”《沙家浜》的风风雨雨

突出“地下工作”还是突出“武装斗争”？ 1974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二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一文。这是对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进行整体性总结和评价的文章”。文章着意强调了“样板戏”对“武装斗争”的表现：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写地下斗争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     

兴衰荣辱“黄埔系”

黄埔军校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建立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丰硕成果。孙中山先生为了挽救中国危亡,解决中国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局面,提出创建革命军,这就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军事政治人才,而当时在中国尚没有专门培养革命军政人才的学校,黄埔军校就是适应这种军事政治环境需要而产生的,并获得巨大成功。     

“样板戏”《沙家浜》的风风雨雨

突出“地下工作”还是突出“武装斗争”? 1974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一文。这是对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进行整体性总结和评价的文章”。文章着意强调了“样板戏”对“武装斗争”的表现: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写地下斗争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     

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取向与趋向——从“新革命史”研究谈起

近年来对“新革命史”的讨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就“新革命史”研究的意旨来看,主要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学术取向：一是化域外理论为本土方法;二是由具体而归纳,以“小”求“大”。值得注意的是,在系列的讨论和“辨析”中,“新革命史”初期的“取向”与实际产生的“趋向”最终发生背离。这似乎说明,“新革命史”着重强调的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并不能涵盖或囊括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推动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取向,多取向、多层面、多纬度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才可能会趋向于呈现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并揭示未曾注意的而又足以警示后世的面相,为探寻中国革命规律性认识创造条件。     

清政府逼出来的“激进”革命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例来指责戊戌变法尤其是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     

“抢救运动”绥德亲历记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探索

作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探索,从时间上说开始于大革命失败后,土地革命时期;1927至1928年间,党的一些卓越领导人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已做了初步的探索,但既不系统,也不全面,还没有完全摆脱“城市中心论”的阴影;而毛泽东同志在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以这一思想指导革命实践,最终取得了胜利。     

一个“死囚”的无悔抉择

久违的荷花终于开了,在清丽荷叶的衬托下愈发出落得标致。花是白的,纯洁的那种。每年的这个季节我都会来到公园,为的是欣赏这纯洁的白,更为的是纪念一个“死囚”的无悔抉择……三十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撼动天地的“革命”。于是四处“打走资”、“抓苏修”、“打倒‘反革命’”。接着,中国的“莎士比亚”在剧院看大门,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扫厕所,中国的教育家住进了牛棚……无数的人疯狂了。而她——一个省委宣传部的年轻干事疑惑了:这,就是革命?她面     

陶行知“生活论”研究

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生活论”教育理念继承了卢梭、斯宾塞、杜威等人的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深入剖析陶行知“生活论”的主要观点,结合当下的教育现状,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教育理论的实践意义。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在 1 92 0年代同时并起。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三党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 ,将革命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相关联的强势政治文化。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 ,或激进与温和之别 ,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 ,水火不容。三党对“革命”的竞相诠释 ,使得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 ,又蕴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     

“五四”运动时期“问題与主义”的論战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傳播起来了泄南冉肿颖愠醪浇邮軣o产阶级的世界現,他們从十月革命中找到了中国的方向。正如毛主席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無产阶級的宇宙現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問題,走俄国人的路”(“論人民民主孶?。1918年10月李大釗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發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維主义的胜利”兩篇文章兔魅返刂赋?“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庶民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維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級的胜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胜利”(“布尔什維主义的胜利”)。他不仅热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