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中的那些人

1921年7月23日,来自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包惠僧,日本东京的周佛海,以及列席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上海法     

漫游栃木,像东京人一样度假

其实在这次之前,来日本应该已经有6次了,这次再飞东京就是冲着朋友许诺的这个小资文艺东京人的度假方式.说起羽田机场,如果可以的话到东京还是选择羽田机场比较方便,到东京站只要30分钟. 此次我们在东京站直接乘坐JR到宇都官市,耗时50分钟而已,加上机场到东京站以及等待时间全程不超过一小时40分钟.日本JR网络非常发达,JR站一般都在市中心附近,周围也会有不少品质有保障的连锁酒店.这种车站旁边的酒店优点就是交通非常方便,缺点是空间一般都比较小,但是感觉舒适是必须的,价格也不会太高.而在BTW,JR站出口处都有很多旅游手册可免费取阅,有日文和英文版,部分还有中文版.     

坊间厉家菜

如今,隐在坊间的厉家菜不但在北京、上海有了分店,还开到了日本东京、澳洲墨尔本。东京的厉家菜餐厅被法国《米其林手册》评为两星餐厅,这在亚洲餐饮行业中还不多见。     

追忆五十年前东京采访

1947年夏,有一批日本侨民和战俘从上海遣返日本。当时,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的管理日侨俘处长邹任之同意,由《改造日报》社派随访记者同船去东京;我就以记者身份搭乘美军运输舰,由上海直航日本横须贺港,再转乘火车到东京。目的是想设法采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情况。     

法则构建与史事论析--2018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宣判完毕,标志着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和A级战犯的战争罪行成为历史定论。2018年11月12日,为纪念这一活动,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在上海举办了“2018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剑桥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日本立教大学、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日本《朝日...     

国际宣传处密派之外国友人赴日宣传日军在华暴行报告

受派前往其所在国进行对敌宣传工作的4名外国人中,已有3人完成任务返回中国。他们每人均成功地向日本秘密携去大量在华人所记各类有关日军暴行的中英宣传品。其中1人携有在南京拍摄到的记录日军暴行的400英尺电影胶片,并曾放映给驻东京之各国使馆人员和某些开明的日本人士观看。直到4月中旬,他们的行为尚未被日本当局发觉。     

汪伪政府的成立曾五次延期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其实,在这之前,汉奸们曾５次向他们的日本主子提出组府的具体日期,可５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日本否决。第一次,１９３９年的“双十节”。汪精卫叛逃到上海后,急于组织政权,５月底,经过同日本驻华中派遣军多次磋商,定于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这天组府。６月初,汪精卫在赴日谈判时,正式向东京提出了这个要求。东京方面在《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之处理》中虽然认为“建立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府──引者注）的时间,视形势及工作进展之…     

建党伟业中的那些人

1921年7月23日,来自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包惠僧,日本东京的周佛海,以及列席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公馆内,     

上海、东京城市化进程及动力因子比较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海和日本东京为案例地,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城市化内涵的四个方面入手,运用熵值法对上海1985-2012 年和东京1954-2009 年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对比分析二者城市化进程,其次利用主成分回归法对二者城市化进程的驱动因子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上海目前处于城市化继续发展阶段,以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土地面积的扩张为主要特征;东京目前处于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是其城市化的主要体现;②城市化进程动力因子对比显示,上海主要依靠投资、内需及城市土地扩张推动,经济外向力作用相对较弱,而东京城市化动力中经济外向力作用明显。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标准时间”的推行

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为了便于采取军事行动,强化对各沦陷区的控制,试图以东经135度平太阳时(即东京标准时间)为参照,构建统一的标准时间,形成各沦陷区与日本一体的时间秩序。为了推行东京标准时间,日本侵略者通过无线电报时等多种方式,使之得以广泛传播,并在沦陷区社会秩序中加以规定,将其融入普通民众生活。不过,侵华期间日本构建的标准时间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且与中国传统时间习惯多有冲突,其推行范围及效果也受到限制。     

20世纪蒲寿庚研究述评

关于蒲寿庚的研究 ,美国人罗志意发表《十四世纪中国与东方群岛及印度洋沿岸之关系及贸易》(《通报》1 91 4年 )曾提到宋末提举泉州市舶司使蒲寿庚的事迹。日本人田丰八著《玉尔氏注马可孛罗游记补正二则》(《东洋学报》大正二年 ( 1 91 3)十一月 ) ,在补述马可孛罗所见之刺桐城中 ,曾提到蒲寿庚 ,认为蒲寿庚为阿拉伯人。日本人桑原藏著《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之事迹》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史学杂志》1 91 5— 1 91 8年连载 ,1 92 3年上海东亚研究会全文刊行。 1 935年东京岩波书店重印本省称《蒲寿庚之事迹》。 1 92 9年冯攸译为中文 ,…     

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到远山景直的《上海》

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租界区域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9世纪末期以后,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泰照系,     

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访谈记

裴宜理教授1948年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氏父母携家离开上海。隔年即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裴氏父母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归国。     

飞翔的美好加忆

日本被誉为极富自然之美的地方。繁华的东京,古老的京都,神秘而圣洁的北海道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日本的庭院和庙宇也有着浓郁的东方特色。随着7月日本个人旅游签证的开放,此时,想当然地会选择搭乘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JAL日本航空（以下简称日航）飞往日本各地去探寻美丽之源。     

日本投降后的东京之行

混入日本,东京审判有黑幕 1947年夏天在上海,最后一批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我当时是《改造日报》的记者,随同几个日共地下党员混杂在人群中,搭乘邮轮到达了日本港口佐世保。上岸后,海关检疫站误认我也是＂归来者＂,经过喷射消毒粉剂后,也发给我一件《欢迎归来,您辛苦了!》证件——凭此证件可免费乘火车到东京,膳食均免费。     

这个喜欢老东西的东京人

东京包括23个市区、26个郊区、5个町和8个村,并与周边的千叶、神奈川、琦玉三县构成的首都圈,现拥有约1200万人口（相当于全日本的十分之一）。每天来自周围城市上下班的人约有200万,使东京的市中心白天人声鼎沸,夜晚则空了很多。 中野阳,也是这样每天流动的一员。东京变化很大,每天都有新奇的事物出现,小东西、小发明,小电器更是层出不穷。但有些地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很少有什么变化。     

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俘

1956年,当一批又一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天津塘沽港登上日本轮船“兴安丸”准备返回日本之际,他们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高唱《东京—北京》、《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等歌曲,与前来送别的人依依不舍地告别着。2000多个日日夜夜,正象他们在告别词     

风物新泻 诗意的农村

正如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东京大阪也不能代表日本,日本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地区是何样貌？新泻是一个典型。     

东京国际军事审判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

东京审判事关对日本侵略的盖棺论定与战后日本的政治转型,因此从东京审判的辩方到日本右翼,攻击东京审判从未间断。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要在公开场合也开始公然否定东京审判。以后随着日本社会整体右转,东京审判在日本的一般观感中,已然被贴上了负面标签。日本右翼也号称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合法性已被推翻。另一方面,回溯东京审判以及长时间的争论历程,日本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对东京审判的评价即使与中国学界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也并没有出现整体性的翻转。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没有也不可能动摇,更不可能被推翻。     

企业6个人,年销售额6亿日元 世界第一手艺人,靠人情味做生意

80岁的冈野雅行住在日本东京,领导着一家只有6个人的制造企业,却创造了年销售额达6亿日元(约合4239万元人民币)的业绩。美国《时代》周刊称赞他是"世界第一制造人",称他的手是最佳的感应器。由于其制造技艺无人能模仿,包括索尼等日本大企业的总裁都亲自去拜访他,求他帮忙生产零件。谈到自己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