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扩张及其分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思考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有“内轻外重”“内外皆轻”等概念的提出。权力并非静止或者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极富弹性。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创设诸多新机构,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权力分配方面,以财权的争夺最明显,双方利益此消彼长一目了然,最终达到动态均衡。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或多或少失去部分权力,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拓展各自的权力空间。由于地方权力的扩张速度快于中央,导致中央逐步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格局一旦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外部条件的重大改变,才能走向另一种平衡。     

为何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总是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

正中国古代有两个政治术语,一个叫"内重外轻",一个叫"外重内轻"。当中央权力强大而地方权力比较弱的时候,叫内重外轻;在中央权力弱、地方势力强大的时候,叫外重内轻。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央下面一级政区的面积多大比较合适。面积大,地方官的控制能力就大。好处是当地方上有起义及外敌入侵等突发事件时,中央可以大面积组织资源进行抵抗;坏处是中央不好控制地方,容易出现分裂,东汉和唐代就是这样。面积太小,权力小了,皇帝倒是好控制了,但是地方上权力太分散,一旦有大规模的起义或者外敌入侵,地方上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宋朝和明朝便是这样。     

从党治走向法治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建国后我们过去政治体制上的最大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按我个人理解,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与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在党;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中央与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国家与公民,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这一弊端的根源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以往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根源也在这里。而这正是"文革"这     

四清运动动员模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四清运动中,随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迅猛拓展,工作队—贫协从社会动员主体迅即转变为基层社会的非常规权力组织。工作队—贫协的成长过程、内部结构、运作程序和行为内容,显示了它在运动中的意义:彰显中央政权与基层政权之间的信任危机,填补权力真空并成为权力更替的让渡载体,使重建后的基层政权在社会治理中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从而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因此,与其说这是新一轮的自觉“革命”,不如说是中央政权重构并巩固其权威基础的社会治理行为,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不过是一层包裹罢了。     

区域经济格局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呼唤建立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格局,这是建国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试图沿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轨迹,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区域经济的认识。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在经济体制上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实行了一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是唯一的经济利益主体,不承认地方和企业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在此期间,也出现过几次中央向地方和企业的放权,但由于种种原因,下放的权力又被中央收回,在利益结构上呈现出一元化的格局。这种体制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制定指令性计划指标,层层下达,…     

胡锦涛权力监督思想研究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的基本观点,着眼于解决权力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创新党的权力监督理论,形成了胡锦涛权力监督思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务必从源头上加强权力监督、努力构建科学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体制、加快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观点共同构成了其主要内容。     

怎样改变党内的集权体制

集权体制的核心在党内中共立国之后,确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不但表现为国家的权力高度地集中于执政党,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党的权力高度地集中于中央。党的权力的高度集中是集权政体的核心。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党内的集权是     

晚明万历朝矿税终结原因考论

晚明万历朝矿税大兴深刻影响了明代后期政治经济社会,引起中外官员、地方社会的密切关注。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在矿税大兴期间侵夺地方权力,这不仅使地方权力遭到破坏,同时矿监税使权力的越界引起中央、民间对矿税不满。在民间,矿税大兴引起人民反抗,民变、兵变成为终结矿税的催化剂;在中央,出于朝臣对矿监税使权力的认知和对万历皇帝财富权力的认知,朝臣一方面不断上奏弹劾矿监税使权力越界,请求停止矿税,另一方面因万历君臣在财富观念上的冲突,导致朝臣不断上疏批评皇帝开矿征税的做法,客观上加速了矿税的终结。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高岗的堕落

建国以后,高岗居功自傲,权力欲急剧膨胀。1953年12月,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毛泽东为了减轻一些自己的负担,提议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     

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

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高翔研究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自然不能不涉及到内阁和军机处这两个关键机构。长期以来,清史学界存在着两个十分明显的倾向,一是将清初（乃至明朝）内阁和专制皇权对立起来,认为雍正设立军机处的主要目...     

高岗的堕落

建国以后,高岗居功自傲,权力欲急剧膨胀。1953年12月,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毛泽东为了减轻一些自己的负担,提议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紧跟着,毛泽东要外出休假,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管理权力的集中与分散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由于经济政策上的双重目标,致使经济管理权力在集中与分散上陷于两难选择。在第二阶段,为碗合一系列覆盖面广、实施力度大的调整政策,中央采取了更为严厉有效的收权措施。在继续调整的三年中,伴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原则的延缓和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央对经济管理权力的配置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诸葛亮扶汉无果探由

汉代是封建的中央专制集权国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豪强大土地所有制形成 ,使汉代中央专制集权分散、下移 ,而世族地主地位不断上升 ,权力增加 ,出现庄园经济。这完全是汉代土地制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必然结果。诸葛亮仅看到豪强经济给汉王朝财政、兵员方面造成了危机 ,却看不到汉代赋税制已远远落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 ,违背经济运动客观规律 ,抑制世族豪强地主发展 ,五出北伐匡扶已极具奢侈性和寄生性的汉室 ,最终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太平天国与咸同政局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被迫调整了满汉关系和自身权力结构,地方行以汉制汉、放权督抚之策,中央则恢复相权,使宰相成为新政策的制订者与实施者。结果造成皇权流失和国家权力重心的下移。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基本结束后,那拉氏虽夺回相权,使中央政权归复旧制,但却无法收回失落于地方的军政大权,督抚专政终成定局,且影响民国一代     

中间性团体:预防权力腐败的天然屏障——对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

法国大革命前,一方面是中央行政权力对贵族团体、教会和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等中间性团体的压制,另一方面是贵族、教会团体本身的腐化、"变质"和人民对中央权力的依赖,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促成了行政集权专制的形成,并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继承了旧制度下摧毁一切中间性团体的传统,使民众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人,中央政府成了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深刻领会托克维尔关于中间性团体的思想,对于我们培育健康活泼的公民社会组织、预防权力的腐败具有积极的意义。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唐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

唐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任士英皇帝制度自秦朝正式确立以来就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皇帝权力不唯至上,而且独尊,对一切制衡或威胁皇权行使的权力系统,它都有一种排抑与抵制的机能。这是皇权运行的一般法则。唐朝时期,皇帝制度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唐肃宗李亨...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

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 ,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致崩溃 ,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 ,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