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狱中日记（一）（1937．4．25-1937．7．27）

李公朴先生,江苏常州人。生于1900年。著名民主爱国人士。1936年11月,因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参与领导“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1982年,我刊曾将李先生从1946年元旦至遇害前三天——7月8日,为反对美蒋勾结发动反革命内战奔走呼号的战斗生活的日记分期发表。这份日记是1997年李先生的女婿王健先生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它记载了李先生从1937年4月25日到7月27日。在狱中坚持抗日民主的战斗生活,对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爱国民主运动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全部日记分两册,约4万余字。现分期在本刊发表。日记由王健、贺秦华、安跃华整理并加注释。日记原文全出手迹。内容略作删改。日记原文中涉及的人和事,整理者在可能查找的范围内加注。错漏字以[]加以订正。     

李公朴狱中日记（二）（1937．5．1—1937．7．27）

在廿年前学徒的时期倒曾继续不断的写近二年的日记,从此以后就若藕丝一般的时断时续的写一点,大多数是利用案头日历为之。虽时常感觉日记的重要性。然而总未养成这种每日晚间或早上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将过去一日的事记下来的习惯。到苏州看守所以来,有功夫做以前想做而未做的事,实一不可多得的机会。     

1937-1939年蒋介石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通信

此文译自俄罗斯《近现代史》1995年第4期。该文献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发现并整理的。文献首次报露了1937—1939年蒋介石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之间的五封信函,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对于研究中苏关系史、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齐赫文斯基文中所列苏联对华援助的数据,亦对上述研究有参考价值。     

抗战前期澳门的经济社会（1937．7—1941．12）

日本的入侵,使澳门华人的民族自觉意识大为提高,同仇敌忾,掀起强大的社会救亡运动。澳门经济发展开创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作为香港同内地联系的中枢,其工商各业均获发展,改变了澳门经济自近代以来长期低迷的状态,亦提供了与香港由竞争转向合作的契机。本文透过抗战前期特定的时间、空间环境,剖析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澳门与中国内地、香港关系的动态,以肯定澳门当时的地位。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国叛逃,是否与龙云有关。历来说法不一。龙云说与自己无关,汪派人士则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汪精卫的出逃是蒋、汪上演的“双簧戏”,至少是蒋介石“网开一面”的结果,龙云并不知情。     

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关系问题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如果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比较,是不是可以说,这一次国共合作有四个特点。第一,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的大革命,主要矛头是指向受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的形式是国内战争,那时候北洋军阀已经很脆弱,所以北伐军几乎是长驱直入,在占领上海、南京以后,蒋介石就开始清共。中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成了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日本是一个强     

近代华北的摊派（1840—1937）

近代华北的摊派（１８４０—１９３７）郑起东摊派自古有之,但其形成制度,则在清雍正以后。摊丁入亩时,把作为摇役的丁银摊入了田赋,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又定耗羡归公之例,耗羡成为正供,地方官不敢擅自动用,地方兴工有事,则或向士绅劝捐,或向百姓摊派,于是...     

贵州企业公司研究（1939—1949）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政府为了完成“开发贵州,建设西南”的历史使命,根据战时经济形势和贵州财政状况,创建了抗战时期我国第一家省营大型企业,即贵州企业公司。该公司在投资办厂方面具有重调研、重引导、重工矿交通建设以及重时局需要和地方资源等特点。在经管方面的成功之处则表现为组织系统比较全面和严密、决策机制充满活力、生产经营分工合作、财务制度健全有力以及重视延揽和培训人才,讲究员工福利等方面。贵州企业公司不仅在开发产品与技术,探测黔省地下资源,带动和促进贵州近代经济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经管模式更是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该公司本身的兴衰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有益的历史启示。     

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以太仓县为中心（1937—1940）

1937年底至1940年初,日军攻陷华中后,宣抚班随即开进各县实施宣抚。时宣抚班一班虽仅数人。却在日军警备队协助下,利用地方伪组织,控制着一县几十万的中国人,成为汪伪政府成立前华中沦陷区的最高统治。本以太仓县为个案,揭示华中宣抚班的具体运行机制。     

宋子文与陈嘉庚为在新、马募集救国捐款事往来电函（1937年12月—1939年7月）

抗战爆发后,为解决战时财政困难,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并成立了以宋子文为会长、宋庆龄等为委员的“救国公债劝募总会”,在国内各地及南洋、欧美华侨聚集地成立相关分会组织,开展了有效的工作。本组史料为宋子文与侨领陈嘉庚之间为新加坡、马来亚地区募捐救国事往来电函一组,反映了新马华侨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救亡运动的历史。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的持久战略初探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基本上执行了持久抗战的军事战方针,这一方针对指导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国民党的持久战有一个从战役持久到战略持久的发展过程,其转变是被迫的。而且,国民党的持久战略,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试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抗日战争初期邓小平在山西的活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很快掀起了全面抗战的高潮,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战场,正是这场关系民族存亡伟大战争的主要战场。自从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着山西战场的局势。1937年9月,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渡过黄河,来到山西抗日前线。邓小平一到太原,先期到达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就把他找去,要他担任刚刚成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的八路军代表,并立     

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

有关战时及战后初期中法关系,中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于国际关系论著中加以评说,但鉴于大都并非专题研究,论述不免欠全面、深入.其实,这一时期的中法关系相当曲折、复杂,实非线性分析与研究所能诠释.本文在参考中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中法间几次重大事件,重点梳理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客观评价印度支那对中法关系的影响及两国关系的性质.     

抗日战争史研究如何深入（笔谈）

抗日战争史研究如何深入（笔谈）议抗日战争史研究陈铁健近数年来,学术界对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有些重大的必要的拓展。其中,突出之点,是对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研究有所重视,写出一些文章和著作,内中水平不齐,质量有别。由此,引起一些议论和疑虑,似觉...     

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1937．7～1942）

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问题是苏联与中共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一项援助是资金援助。根据最新公布的档案可以确认：抗战时期苏联多次向中共提供过数目不小的资金援助,这些援助对中共坚持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的潢川儿童抗日救亡歌咏团

1938年春,地处豫南的潢川县已经笼罩着战争气氛。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青年军团来到潢川,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文化界人士臧克家、金山等也在其中,他们住在北城西下坡。那时,我正在潢川县立南海小学上三年级。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

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年）》,54万字。该书分上编（一至七章）、下编（八至十六章）构建了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新框架,突破了以往对陕甘宁边区史经济史三个时期的划分,以皖南事变为标志,前七章通过对边区环境与历史的追溯、抗战前期边区的经济政策与农业、边区工业、商业、财政税收、金融业的初创等记述,归结其经济政策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后九章通过对皖变后边区的经济政策、抗战后期边区的农业、边区工业体系的建立、抗战后期边区的商业、金融业、税收、交通运输和邮政业等记述,总结其经济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伪满洲国中期金融统制的强化（1937—1941）

伪满洲国统制金融是伪满洲国史、伪满洲国统制经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着重考察1937年至1941年,即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执行期间的金融统制问题。具体从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与资金需求、强化金融机构统制、加强对一般企业资金统制以及强迫资金供给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中国共产党地下机关设置的调适（1927—1937）

机关是政党维系组织运作的枢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借鉴之前公开机关的组织经验,扩大机关规模,使地下机关负责群众工作,并通过租赁房屋来设置地下机关,结果面临严重风险、成本压力和党内舆论压力。1930年,中共尝试推行机关群众化,以在业党员取代机关专职党员,以党员、群众的家庭及公共场所代替租赁房屋的方式缓解地下机关设置的困境。但在“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影响下,群众工作被局限于地下革命群众团体中,机关群众化的尝试收效甚微。1935年后,中共逐渐改变地下机关设置方式,明确提出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互分离,精简机关规模,实现了地下组织的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