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俄罗斯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研究

本文从区域地理的视角,通过对俄罗斯转型以来的经济地带、基本经济区、联邦区和联邦主体四个不同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现状进行动态分析,得出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无论在其经济整体下降或增长的同时均伴随着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绝对或相对扩大过程;二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反映了市场经济在不同区域的作用,即在市场条件基础较好和资源性外向型经济发展有利的区域经济增长优于其他区域;三是形成了大量的"低水平塌陷"区域,即经济指标低于全俄平均数的问题区域数量多,覆盖面大。在此基础上,从自然因素、市场发育水平、体制因素以及社会历史因素等方面探讨了各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     

苏联国民经济区域结构的调整趋势

苏联在几十年的经济建没中,始终把调整国民经济的区域结构视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经济结构是影响国民经济和杜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国民经济区域结构又是整个经济结构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区域结构是否合理,必然会影响经济建没,特别是社会生产的经济效益。苏联重视国民经济区域结构问题,还有其本国的特殊原因。苏联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差异很大,各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况且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很复杂,因此更有必要充分利用各地区的优势在全国建立合理的国民经济区域结构体系。然而,由于苏联原来的经济基础较差。自然条件复杂、资金不足、技术水平有限,再加上各种政治因     

清代陕西蔬菜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视角,可以深化对区域蔬菜史的认识。清代陕西夏秋瓜茄菜豆蔬菜格局尚未完全成型,园蔬和野蔬的区域分布、食用频度、收获早晚及商品化程度存在鲜明的区域差异。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热量、灌溉、土壤等自然因素,交通、市场、城市、政策等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和文化、心理等人文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大城市贫困研究的多种测度与多层模型分析

基于六大城市住户调查数据,采用多种贫困测度和多层模型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大城市居民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的贫困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广州、西安的相对丢失(relative deprivation)严重且低收入群体层级结构复杂,昆明的贫困深度大,而武汉财富集聚相对明显。贫困多层模型表明低收入邻里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仍存在于个体层面,个体在家庭制度、市场制度、国家福利供应中所表现的特征影响了贫困发生率;城市贫困同时存在邻里效应,主要体现在邻里经济状况和贫困文化的影响作用;而城市间的贫困差异亦不可忽视。     

河南省县域贫困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贫困地区的地理识别,是区域扶贫政策精准、有效实施的前提。以经济指标衡量河南省县域相对贫困程度,并借助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自然条件、区位交通、历史基础4类变量16个影响因子对区域贫困状况的影响程度。分析发现,河南省县域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县域多分布在豫西和豫东南,且区域内存在部分潜在贫困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水平、居民储蓄水平、气温、湿度、到最近城市的距离、国道道路密度、期初经济水平7个因子对县域贫困程度影响显著。地区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在重视经济因素的减贫效应时,也应重视自然因素的致贫效应,政府主导,因地制宜,逐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1987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区域差异特征与演变趋势分析

本文使用基尼系数分析了1987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的区域差异特征及演变趋势。分析表明：一方面,1987以来我国入境旅游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入境旅游在全国省区之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存在广泛的差异;另一方面,这种区域差异总体呈现缩小的演变趋势。通过使用分省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航线数、旅游产品丰富程度、海外市场接近度和基础设施状况是决定入境旅游区域差异的显著因素。最后,本文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务工地非稳定性研究——以河南省33个村为例

农民工务工地非稳定性是农民工空间流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基于河南省33个村1091份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务工地变动频率、务工地企业区域粘性指数和二元Logistic等指标和方法,对务工地非稳定性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务工地非稳定性较大,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务工企业流动性较高,务工地企业区域粘性指数较小,区域流动成为农民工流动的基本特征。务工地非稳定性主要受到个人、家庭、村庄、务工地等多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     

偶然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河南虞城县稍岗乡为例

本文以稍岗乡为例,分析了偶然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该案例表明,在有利于区域发展的条件下,偶然因素起重要作用。这种偶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发展的专业化方向。同时,偶然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因地区差异而不同。     

区域发展法治化的国外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新的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即：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但受自然资源、地理区位及经济基础等因素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慢不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也日益突出,地区发展差距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以法律来主导区域发展是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虽然国外发达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差异,所实施的区域经济发展手段也不尽相同,但它们在实践中,都充分依靠和运用法治化管理来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吸取发达国家区域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区域发展的法治建设尤为重要。     

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

本文希望着眼于具体的实践过程,关注未曾被表达的实践逻辑,转换分析视角,以天津口岸为中心,选取区域分析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验证区域结构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以及开埠之后口岸贸易的本土发展逻辑。文章认为,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着贸易结构和趋势的演变。长期以来,关于口岸贸易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大多强调口岸贸易在塑造区域社会中的重要性,然而通过分析区域灾害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可知这种联系并非单向的。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重要因素之一,集中体现了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冲击—回应”、“帝国主义”、“传统与现代”等分析范式赋予西方如此大的作用力,而对于区域结构的作用力则估计不足,显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刻反思。     

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融合发展的思考

区域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是地理科学与经济科学在解决"经济区域(系统)"的发展问题过程中交叉发展的产物。区域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区域经济学则是二战后形成的新兴学科,但两门学科有着共同的思想发展特点,与区位论的发展紧密相联,与区域问题相伴而生,并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而越发具有生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在思维方法、研究侧面、学科层次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但两门学科在研究内容和理论框架上越来越靠拢,在学科性质上也日益走向融合。     

基于ESDA的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研究——以上海为例

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ESDA方法应用于社会融合水平研究。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空间回归等指标和模型,从全局和局部两个层面研究了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上海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但各个区县差异较大;从局部上看,中心城边缘区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且内部存在关联性,形成了显著的"热点"区域;空间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水平空间差异有显著影响,其中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两个因素作用最显著。     

广东省创意阶层集聚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为例,利用ESDA分析方法和2000-2012年的数据,对广东省创意阶层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演变趋势、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广东省创意阶层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分布较少,与广东省经济格局较为一致,集聚呈现二元结构;在总体空间格局上,区域创意阶层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空间整体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各地级市自身与周边地区的相互联系比较微弱,创意阶层高聚集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明显。从创意阶层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看,不同时间段的显著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总体上,科技是持续显著影响广东省创意阶层空间集聚的因素,其次是社会人文因素和城市的工资水平。     

石河子市土地利用变化及主要地类驱动力研究

通过分析石河子市土地利用的变化,探讨了其土地利用总体变化和各主要地类的驱动机制。社会经济因素是该区域土地利用总体变化的主导性驱动因素。而人口和经济增长是石河子市土地利用总体变化的首要社会经济类驱动因子,其次农业是技术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移是耕地利用变化的主导性驱动因素,而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则是引起建设用地变化的主导性驱动因素。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演变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五年计划或规划资料分析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动态演变过程,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政策工具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从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的角度分别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层面的主导驱动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平衡发展、优先发展和协调发展三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促进区域发展战略演变的动因存在差异:平衡发展阶段考虑巩固国防、开发资源、改善交通、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和提高内陆地区人力资本;优先发展阶段考虑国家财政经济实力、治国理念、科技创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对比以及增强劳动力流动性;协调发展阶段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环境治理、协调地方政府利益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     

晚清至民国前期徽州地区与浙江农业经济的交流

晚清至民国前期徽州地区与浙江农业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交流和互动,这不仅表现在两地临近地带的农人到对方地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及大量徽州人在浙江杭州等多处的经商活动,还表现在两地之间农产品的输出和调剂等方面。两地之间农业经济交流的动因,包括徽商推动、地理邻近、交通枢纽带动等因素。这种农业交流不仅调剂了双方的农产品余缺,也促进了两地之间农业技术的传播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增加了徽州留守农民的收入。通过个案考察,我们发现,近代农业经济变迁以及区域互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但农民能积极根据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主动适应市场,反映了传统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     

全面认识城市，探求提高城区志质量的路子——在2004年全省城区志编修研讨会上的讲话

我们所说的城区志,指的是以城市建成区为核心区域的历史与现状。它与市、县志有许多的不同。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的阶段。现代城市,人口高度集中,财富高度赋集,在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始终扮演着主导作用。世界上的城市多种多样,其特色不尽一致。但就一般而言,城市在区域中的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交通枢纽、     

区域文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内在因素的思考

在我国,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近20多年来,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有影响的成果。实际上,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分析和研究,其目的就是通过解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或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揭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而得出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就试图分析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作用,从发展区域文化的角度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地名文化与边疆移民社会形态——以清至民国时期天山北麓地区为核心

伴随着清至民国时期移民垦殖活动,天山北麓地区形成了大量汉语地名,其命名方法与结构上极具地域特征,蕴含着诸多的区域历史和文化的信息。通过分析这些汉语地名的类型特点和命名规律,探究区域内地名文化的形成与该区域内自然和人文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认识到,从清中期直到民国末期,天山北麓地区的移民以祖籍地地缘关系进行组合,合作开垦、共同防卫,区域经济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经济形式单一,社会文化水平落后,反映出该区域具有移民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和边疆特性,长期处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过渡形态中。     

县名排序与地方利益:明清宁国府地域关系及其社会变迁

学界关于明清社会冲突的思考,大体以人群、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为叙事主线,而对以地域为单位的社会冲突探讨得较少。本文从嘉庆《宁国府志》修撰中的矛盾着手,发掘县名排序冲突所蕴含的社会、经济等因素,并揭示其背后的区域格局和文化传统。泾县与南陵县在府志中的排序之争,表面上是学者洪亮吉与官员鲁铨之间的理念冲突,实质上反映出宁国府南部丘陵山地与北部平原圩区的社会实力之转换,以及由此引发的地域观念之更替,是为皖南社会变迁乃至明清地域关系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