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共“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的确定及其转变

抗日戗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在“七大”方针的基础上,确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及“和平、民主、团结’’的总方针。此后,中共中央领导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的形式,对国民党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企图与发起的进攻进秆了坚决斗争;同时,中共中央也做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以争取和平建国。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虽尽最大努力仍无法求得和平,遂于1946年11月最终放弃了“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及对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而改行“打倒蒋介石”方针,从而完成了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由自卫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转变。     

中共中央对战后中国和、战问题的盱衡与抉择

随着全面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两种力量的斗争,成为战后国内政治的显著特点。依据中国共产党七大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中共中央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战略方针,极力推进和平建国构想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追求和平、民主的真诚努力,揭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独裁的真实面目,极大地团结和教育了全国人民,从而把政治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最终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准备了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争取和平建国的斗争,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觉悟和国民党的彻底孤立。     

各民主党派精英进入解放区始末

50年前,在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的前夕,中共中央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向多年与中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发出“五一”号召,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及施政纲领等大计。当时在国统区、香港等地与蒋介石进行艰苦斗争的民主人士欢欣鼓舞,积极响应号召,辗转到达河北及东北解放区,以后又到北平,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从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党联合,开始了共建新中国的崭新局面。本文回顾了这一段不平凡的历程。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导召1948年上半年,随着…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挑战

自从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平崛起”理论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否打破以往世界各国崛起的常规方式,普遍表示关切。对中国来说,从自身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和平崛起是必然选择。清醒认识和平崛起道路上的挑战有利于顺利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     

晋绥土改的“左“倾偏向及其纠正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农民翻身运动,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在土改运动中,各解放区曾出现“左”的偏差,晋绥解放区是康生、陈伯达搞的试点,左风大盛。后为中共中央发现并得到纠正,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晋绥土改的“左”倾偏向及其纠正》一文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李济深秘密北上解放区始末

1948年,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五一口号”,郑重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随后,中共中央开始邀请和护送各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共建新中国。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始终不渝的战略抉择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及自身利益所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繁荣。     

“五一口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战火中走来

正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重温那段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团结与分裂决战的烽火征程,不忘多党合作初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维汉: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1937年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实现全面抗战,建立最广泛的     

美国海外“和平”形象宣传运动探略(1953-1955)

20世纪50年代,鉴于苏联密集的和平举动与世界舆论对核试验的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将"和平"确定为一项重大宣传主题。为此,美国官方几乎同时启动了"和平的机遇"、"和平的原子"与"开放领空"三大全球性宣传活动,力图全方位塑造美国海外"和平"形象,以向世界证实美国和平意图的真实性及其作为"世界领袖"的正当性,藉此维系"自由世界"的团结与战胜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富有技巧的政治战手段,这些活动并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     

睦邻友好 一脉相承——从郑和的扬威通好到中国的“和平崛起”

郑和下西洋是明政府对外和平友好的体现,明初和平友好政策主要包括“怀诸侯、柔远人”、“和而不同”及“厚往薄来”等三个方面。明朝政府实行“朝贡和睦”的外交政策,凸显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政治理念和文化特性。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目标,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睦邻友好的政策,开辟出一条民族复兴和国际交往的新型道路。     

邓小平对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探索与历史贡献

中国“和平崛起”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是近年提出并引起广泛关注的。但是,这条道路的实践探索却早已开始,它源于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始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形成于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对此,邓小平同志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通过正确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诸多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成为我们今天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基础,其中体现的科学思想方法,具有深远意义。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始末

60年前,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为把华北解放区建设成后方基地,继续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前线,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并且以民主程序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团结就是力量

56年前,我和同伴们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迎接了贵阳解放。而我这大半辈子中也以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市政协委员、市政协退休返聘人员身份,在长达46年的岁月从事团结和民主工作,我与团结有缘,与人民政协有缘。     

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与昌都战役问题研究

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筹划实施昌都战役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中央人民政府遏止了西藏“亲善使团”,并将“西藏代表团”定位为西藏“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而争取其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历史没有给予避免昌都战役而实现昌都和平解放,进而推进西藏和平解放的客观条件。昌都战役“以打促和”,成为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个必经阶段。昌都战役从1950年10月6日开始,实际结束于10月21日。昌都战役后,达赖在和谈问题上有一个渐进而非急进的演变过程。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顺应时代潮流,根据中国根本利益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与中国"和为贵"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要尊重规律,科学发展;依靠自己力量,自主发展;对外坚持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与各国一起共同发展。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展开对外合作。中国和平发展会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将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促进世界文明和谐发展。     

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回顾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不"到"一宜一不宜",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局势有利时机的准确把握,同时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变本加厉的分裂行动促使中共中央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加快了西藏和平解放步伐,直至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的实践历程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和"与"战"关系的精准把握与灵活运用,反映了解放西藏是各族人民的热切期盼,为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为西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     

马恩确实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

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一家言》发表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和平长人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不过,应该补充说,不仅仅是晚年。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当年江苏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那些事

<正>“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广为传唱的民歌《解放区的天》，歌曲把民主政府比作是“解放区的天”。今天，讲好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故事，仍然是我们深化华中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抗日民主政权的历史地位政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关于政权建设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