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的禁教与保教

1582年(明万历九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华,进行广泛的传教活动。利马窦重视科学,曾将天文、历法、数学等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深受朝野欢迎,因而传教受到保护,不但在人民群众中信教者日益增加,连皇室也有不少人入教。到南明时,永历两宫皇后及皇太子均奉教受洗。当时,士大夫总结利马窦有六大特点:“奋志汉学,赞美儒教,结交名士,排斥佛教,介绍西学,译著华书”。直到清顺治及康熙早朔,天主教都受到官方保     

论清代的禁戏制度

本文梳理与清代戏曲政策相关的史料,认为清代官方实行差异化禁戏政策。禁戏并非是禁止一切戏曲活动,而是禁止不符合统治者意愿的内容。又因所涉及对象和区域不同,清朝在制定和执行禁戏政策过程中呈现出差异化特征。这种差异化禁戏政策一方面损害到"以戏为生"的民众生计,影响边疆戏曲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净化社会风气、安靖地方、稳固边防的作用。     

释“攻夷”、“款夷”与“制夷”

魏源曾多次提到“攻夷”、“款夷”和“制夷”。比如在《海国图志叙》中,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三·议战》中也说:“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人们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十分重视,却忽视了“攻夷”和“款夷”。根据上面的引文,魏源的“攻夷”、“款夷”和“制夷”显然不是一回事。目前学术界的解释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对“款夷”的解释,即“反对封建顽固派在对外贸易方面那种闭关锁国的保守观点,而主张在严禁鸦片贸易的同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的商品贸易”。(第五十     

清代前期的中铎与禁教中天主教的延续

中铎是指中国本土传教士。西洋传教士要把天主教输入中国,深知必须有土著人员的配合,因而重视中国神职人员的培养。如在中国本土开办初修院,在意大利开办中国学院,招收中国青少年信徒。中国教徒中的执着者,在洋教士的资助下进入澳门、周边国家地区和西欧各类教会学校,学习神学,成为修士、神父。教会与信徒两种力量结合,造就了中国神职人员。在清代前期的禁教环境下,中铎协助潜匿、潜入的西洋传教士在广东、福建、江苏、直隶、湖南、湖北、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奉天等教区持续活动,延续了中国教徒的宗教生活,以至发展新教徒,使得中国天主教不绝如缕。从法显、玄奘到清朝前期郑玛诺、殷若望、杨执德等人的留学经历可知,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均是以学习宗教神学为目的,亦是民间自发进行的,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讨。     

清代伊克昭盟南部“禁留地”新探

"禁留地"是清代伊克昭盟南部、陕北明长城以北,由政策和制度所规定的一块东西长二千余里、南北宽五十里的长条形禁地。其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完整、成熟的"禁留地"概念出现在清道光年间,是汉地文献对该地域历史发展的单方面书写。"禁留地"的"国家公地"性质,是我们研究该地域人地关系演变的逻辑起点。     

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

“问题与主义”之争为时不长,却触及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特别是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是时代的共同点。包括安福系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舆论界”一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     

再谈“问题与主义”之争

92年前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引发了一场的广泛讨论。但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大家的看法相去甚远,评价褒贬不一。本文通过第三只眼来分析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根本原因,阐释具体的论战,以及事件的性质和意义,从而试图还原历史的原貌。     

变化趋势与空间差异——清代豫北水利问题的再认识

清代河南北部有相对较为发达的水利与农业生产水平。不过,对水利实际情况应当置于农业生产的利用中进行评价。不难发现,在人口增加带来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同时,豫北的水利随着水资源条件的恶化日益萎缩而越来越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并由此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在小型水利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对水利的分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选择。水利不仅取决于水资源条件,农业生产的需求对水利分配有更复杂的影响,对有限水资源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水利空间。     

清朝“正统性”再认识——超越“汉化论”“内亚论”的新视角

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论均建立在"承天授命"和"以德化人"的儒家思想基础之上,也主要是由汉民族加以继承和阐释。清朝与前朝的区别是其版图已延伸至许多非汉人族群聚居的地区。儒家正统观显然无法全面涵盖这些地区的民众信仰和习俗。如何理解清朝对藩部边疆地区的统治仍然是目前清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提出清朝分别针对内地和边疆形成了新型的"正统性"的统治模式,清帝在内地的统治仍然依赖儒家的道德教化,对藩部的控制则主要依靠边疆少数族群对藏传佛教的信奉,从而建立起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性的补充性制度框架。本文特别提出要区分"统治"和"治理"的涵义,"统治"主要是指皇权对一系列带有虚构色彩的象征性隐喻系统的利用和尊崇,"治理"则是对各类象征性统治符号的技术性延伸。其背后具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在起作用。     

清代传统兵学的衰落与“师夷制夷”战略思想的形成

清前期处于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战争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清廷长期实施封建集权制度和思想禁锢政策,闭关锁国,阻碍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相关战争理论的传播,使这一时期的兵学研究主要是辑录注疏前人的著述,抱残守拙,缺乏创新。鸦片战争前后,外侮内患频生,传统兵学彻底没落,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新型战争理论渐次传入中国。     

为胡适辩诬——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问题与主义”的再认识

在四十多年前的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中，理论界曾把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为杜威实验主义的中国标本，大申讨伐。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有两点最为突出：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中国式的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二，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的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这一问题。其所涉及的面相比既存研究所论述者更为宽广,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并不那么激进,甚至还有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且“根本解决”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     

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朝贡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与边疆民族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的惟一持久而普遍的关系,但却忽视了这一制度本身的发展特点,尤其忽视了朝贡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差别。本文认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且朝贡中的贸易性质也远不同于明朝。本文对学术界混淆朝贡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阐述了清代朝贡体制的地位与特点。     

“不抵抗主义”再探

“不抵抗主义”再探冯筱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不到４个月的时间内,几乎没经过多少激烈的战斗,便先后占领了中国的辽、吉、黑三省,一年以后,又将热河轻易占去。中国国土沦丧之速,举世惊诧。这是中国军队奉行“不抵抗主义”的结果,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一次...     

论康熙朝“风闻”的禁与开

所谓“风闻”,指言官不必有确凿的证据,扑风捉影即可参奏的“言事之例”。其对于“发奸剔弊”,“澄肃官方”,加强皇权有积极作用。“风闻”由来已久,据洪迈考证:“盖自晋宋以下如此。”“风闻”作为广开言路的措施,在清康熙朝经历了禁与开的复杂过程。认真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深化清史研究不无裨益。     

从中学历史教材谈“闭关”与“开放”

从中学历史教材谈“闭关”与“开放”张益仓为了说明对外开放与闭关自守分别给中国带来的不同结果,我将中学教材中有关的历史知识作些归纳与分析。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可以说是最早跨越中国现有疆域而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突出一例。尽管张赛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不...     

论日本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兼及对资本主义再认识

认识和实践需要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论,不可能正确认识事物,也不可能有效从事实践。特别是面对现代资本主义这样的复杂事物,更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其客观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作到这一点,是很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生活世界”再认识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最早把"生活世界"引入民俗学领域,这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幸事,是民俗学理论"研究"的一大建树。但多年来,学界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存在误解。不过,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的理解较为准确,学界应该结合胡塞尔现象学对"生活世界"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这将有利于民俗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浙东史学”再认识

自章学诚《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