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的乡村社会组织--弹

在先秦至两汉的历史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总名为“弹(或曰单、)”的乡村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存在,乃是先秦至两汉乡村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后世乡里社会的重要标识之一。汉代乡村保留着比较明显的古代官社共同体的影子,乡民间保留着比较密切的社会经济以及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诸多共同联系。从这些民间社会组织———不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官控的,抑或是民间自为的组织来看,其间所表现出的其时乡里民间社会自治、自助的精神还是很浓厚的;同时乡官权力重,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强,显示出古代官社共同体的遗风。     

“蒿里父老”及其相关问题的探析

在唐宋墓葬出土的明器神煞中,蒿里父老俑最为常见。关于“蒿里父老俑”有以下几个问题,即蒿里父老俑起源于何时,其产生与“魂归蒿里”的传统观念是否有关,在一些买地券、镇墓文以及传世的堪舆风水书中所见的“丈人”与“蒿里父老”是否为同义词？本文从带有“蒿间”铭文的曾姬无卹壶入手,对“蒿里”一词所产生的时间,蒿里父老俑的由来,买地券、镇墓文等书中所见的“丈人”进行探析。     

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秦汉国家在自然聚落的基础上划分行政区“里”,选任里吏,辅助官府统治基层社会。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改变以社会自治领袖为里吏的传统,规定里典、里老原则上由无爵年长者出任,以期消除民间秩序对官僚行政的阻碍。这一举措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激烈冲突,加速了秦的灭亡。汉初调整政策,设置三老官属,有意扶植、利用社会领袖。但里老一职被废除,三老官属人数有限,影响力无法深入里中。西汉中期兴起的循吏政治,推动在里中增设“父老”一职,并使之成为通制。里父老却迅速偏离原定的教化职能,转而负担诸多日常杂务,趋于差役化和卑微化。此后,里吏与社会领袖事实上趋于分离,使得汉末魏晋的国家难以有效控制基层社会。     

秦简所见里的拆并、吏员设置及相关问题——以《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为中心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尉卒律”及其他相关记载对里的规模及吏员设置等作了详尽而复杂的规定。从里的拆分与合并等情况看,秦在基层社会主要推行了里制,从而促进了聚落形态闾里化的进程,而设置里典、里父老的相关规定则反映了爵位等级在吏员除授中的重要作用。里的规模及吏员设置总体上反映了秦为加强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而对基层社会采取的权力体系一元化的控制与治理模式,体现了爵位制度在当时社会分层与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与价值。     

欧百川与贺龙

欧百川,号学海,又名廷芳,苗族,1894年出生于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盘信镇柳埔村。他从小天资聪慧,喜欢读书,1912年,考入贵阳模范中学攻渎,四年毕业后回松桃,在乡村设私馆、教村童,教学勤勉,被乡里父老赞誉为优秀教师。1918年,县里保送他到贵州省警察传习所学习,两年勤奋钻研,他学到了有关政治、军事、民法、刑法等基本知识,毕业回松桃担任半年县保安警察队长后,又到黔军一师第二旅任过军需长、大队长、营长、团长等职,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 :北朝时期 ,乡村因实行三长制而不存在乡里编制。其实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 ,北朝乡村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约自北魏太和年间开始直到北朝末 ,除北齐时京畿地区不设乡里之外 ,均设有乡里编制。不同于前代的是 ,北朝的乡里具有划定的地域 ,这可能与实行均田制有关。乡里编制虽然普遍存在 ,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 ;相反 ,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 ,并依托“村”组织活动 ,官方的乡里设置在村落受到架空。     

关于《汉侍廷里父老们(亻单)买田约束石券》

《汉侍廷里父老(亻单)买田约束石券》(以下简称《石券》),1973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缑氏公社郑(?)大队南村。石券全文为: 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亻单)祭尊(1) 于季主疏,左巨等廿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2) 遁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亻单),敛钱共     

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

明中叶以后,江右王门学者广建书院、频繁地举办讲会活动,不但推动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发展,也使学术思想得到传承,并广泛流传于乡村社会。在学术思想草根化过程中,王门学者又将之与地方宗族紧密结合,在加快了宗族内部整合的同时,也使宗族更主动地承担起乡里的责任,如主持地方公共事务、教化乡里,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甚至为乡村利益而与政府谈判。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邹守益及其家族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不仅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化乡＂理念,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而且整合并凝聚了王门学者团体,成为重要的地方＂清议＂力量。     

关于蒿里与蒿里父老

学界一向认为蒿里来自于泰山下的高里山,而此山演变为阴间,是受汉武帝在此禅地影响的结果。然战国已有"蒿里"一词,又有挽歌《蒿里》,汉代它又写作"薧里"、"里"。蒿里原为墓地之称,后用以指阴间。由于蒿里与高里发音、字形相近,经故事家阐释,蒿里被附会于高里山,遂称蒿里山,成为泰山冥府的别名。蒿里父老一般认为是阴间冥吏,但也可能只是对地下亡魂的尊称,相当于墓主在阴间的高邻。     

危机时期的士绅与地方：以休宁金声为例

金声是活跃于明末徽州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其言论活动在当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退职闲居乡里期间,正值徽州社会经历着多方面的变动,作为地方上具有领袖地位的士绅,金声在救荒减灾、缉盗、地方防护和乡村教化等方面,有着非凡的建树.本文拟对金声在徽州的活动加以考察,试图揭示传统社会士绅在社会危机时期的行为及其作用.     

宋元乡饮酒礼考

乡饮酒礼是我国上古时期比较盛行的一种以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制度 ,随着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乡饮酒礼逐步与儒人社会联系起来 ,成为以地方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宋代乡饮酒礼由于四明等地儒士的大力提倡 ,流行全国。元代虽然儒士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 ,但仍然可以发现有关乡饮酒礼的记载 ,元代的乡饮酒礼成为激励儒士自强、自立 ,维系儒学发展和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     

建国初期外侨管理工作述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侨管理工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对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家侨民实行了以“赶、挤”为主的管理政策;对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侨民实行了较为温和的管理措施;对日本侨民实行在自愿的基础上遣送回国。实践证明这一时期的外侨管理工作是成功的,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意图,维护了新生的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公安外国人事务管理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北宋前期审刑院与宰相的司法复审权

审刑院设立于宋太宗淳化二年,罢废于神宗元丰三年,专门负责天下上奏的疑难案件的复审工作,是北宋前期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之一。审刑院的设立,对宰相的司法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双方对中央司法复审权的争夺十分激烈:在宋初,宰相拥有充分的司法复审权;太宗淳化二年审刑院设立后,宰相淡出司法复审领域,审刑院完全掌握了复审权;从仁宗中期开始,随着相权的整体攀升,宰相的司法权不断扩大,最终使审刑院由独立于宰相到沦为其附属。     

明代天师道斋醮述略

斋醮是道教祭祀仪式。斋醮在明代是国家祭祀大典之一。有明一代诸帝命天师斋醮次数众多,规模及费用巨大。诸帝命天师斋醮目的大致可归纳为保国安民、延寿度亡、消灾祛祸及祈福谢恩。     

论权力寻租及其法律制约

权力寻租是当前社会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权力寻租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它严重危害国家和杜会,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一大顽症。制约权力寻租最有效的方法是法律制约,但是法律制约权力寻租还必须有合适的环境为支撑。     

川黔彝族社会形态比较研究简

本文从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就汉族封建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进行论述。主要通过对四川凉山和贵州毕节两个彝族聚居区的历史社会形态进行比较,进一步论述我国历史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是由于多民族国家、多层次的生态环境、“土流并治”的政治实践所造成的。它贯穿中国社会形态始终,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浅论国际社会如何应对非法移民问题

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日趋严重,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非法移民给许多国家带来了严重后果,止非法移民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非法移民是一个综合性的难题,必须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外交等多种手段,诸如加强出入管理,加强打击非法移民的立法,加强国际合作,缩小南北差距等。     

合法性视阈下的软实力分析

文化、国际制度与国际形象作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国家权力合法化的力量源泉。其中,文化是国家权力合法化之魂,国际制度是国家权力合法化之形,国际形象是国家权力合法化之基。中国架构通向国家权力合法化之路的软实力桥梁应注意协调好三对关系,即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软实力与合法性资源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Bonding,bridging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changing discourses in a changing nation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n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Netherlands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is article analyses how discourses in politics and academia have revolved around changing emphases upon the social capital processes of ‘bonding’ of individuals within groups and ‘bridging’ of individuals to the wider society. Four episodes of discourse and policy may be distinguished: denial of being a country of immigration until the 1970s; the Minorities Policy in the 1980s; the Integration Policy of the 1990s; and the rise of a more assimilationist discourse after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he country thus began in the post‐war period with a pluralist perspective toward integration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and ideological ‘pillarisation’ of society, shifting first to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then to an integrationist and, finally, in the new millennium, to an assimilationist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