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辨误四则

一、《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斥丘懿侯唐厉"载:"元鼎二年,侯尊嗣,二年,坐酎金免。"(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此,唐尊元鼎四年失侯。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斥丘"侯载:"元鼎二年,侯尊元年。元鼎五年,侯尊坐酎金,国除。"又《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则酎金免侯之事发生在元鼎五年,而非元鼎四年。《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二年,坐酎金免"的"二年"应为"三年"之误。王先谦《汉书补注》:"《史表》元鼎五年国除,‘二年’,当为‘四年’。"亦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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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     

吴起在楚变法之年代考辨——以"期年"之义为中心

关于战国吴起变法起始的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其原因之一在于对"期年"的解释存在分歧.本文从文字训诂入手,对"期"和"期年"进行解释,认为"期年"具有"一年"与"十年"两义.并结合对典籍的文本分析,从而得出吴起变法之起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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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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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中国有过诸多政治运动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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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     

更正

正由于编者疏漏,2014年第4期刊发的《咸丰朝中后期联省合筹军饷研究》文中,公元纪年标注有误:第87页"咸丰五年(1865)"、"咸丰四年(1864)",第90页"咸丰六年(1866)"、"咸丰七年(1867)",第94页"咸丰十年(1870)"和第95页"咸丰十一年(1871)",应为"咸丰五年(1855)"、"咸丰四年(1854)"、"咸丰六年(1856)"、"咸丰七年(1857)"、"咸丰十年(1860)"和"咸丰十一年(1861)"。特此更正。     

明代年例银制度形成探论

明代年例银制度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一项军事供给制度。宣德十年(1435)首先出现京运银,历经景泰、天顺时期,京运银两中有一笔银两开始向"岁例"发生制度性转变的趋势;成化、弘治之际,"常数"、"岁运"、"岁例"、"年例"、"年例银"等名称的出现是这笔京运银两制度化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初步形成;嘉靖十六年(1537)年例银一年一发的规定以及年例银会计预算制的出现,意味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完全确立。年例银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改变了明代国家的军事供给体制,是明代军事财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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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评中评

1"百年宪政"的认识误区近年来,从媒体到学界,"百年宪政"的话题经久不衰,歧义纷呈,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一、"百年宪政"之说并不确切史学界对晚清大臣考察宪政与《钦定宪法大纲》讨论较少,法学界与思想界却谈得很多。严格地说,"百年宪政"或"宪政百年"的提法过于简约,清末年间不过是"预备立宪",并非"立宪",与其称"宪政改革",还不如叫"专制改革"更准确。另有部分法学研究者将"宪政百年"的时间上溯到1901年,梁启超的名文《立宪法议》就在这一年问世于东瀛,迅即传入国内。     

明代延绥镇把都河堡、镇罗堡建置年代考

明代延绥镇把都河堡、镇罗堡,均是长城沿线的重要城堡之一。关于把都河堡的始置年代,史籍有"成化八年"、成化十一年"之说;镇罗堡的始置年代,有"嘉靖二十九年"、万历十八年"及"万历二十八年"三说。经过详查史籍,本人认为延绥镇把都河堡的建置年代为明成化九年,镇罗堡的建置年代为万历十九年。     

辽代“墓志人”之年寿状况及死亡原因考论——以墓志石刻为史料

辽代墓志石刻史料蕴含了较为丰富且十分珍贵的"墓志人"(志主)的寿龄和死因等方面的信息。利用已出土的辽代墓志石刻史料,对"墓志人"的"性别年寿"、"民族年寿"、"职业年寿"、"时段年寿"和"地域年寿"等作出分类比较,并分析造成每一类型"墓志人"年寿"差别"的原因;同时,依据墓志石刻史料所记,对以各类疾病为主的辽代"墓志人"致死原因进行梳理和考探,即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拓一条深入而细致、微观且具体的研究辽代社会史的新路径。     

历史点滴

正青岩的"代办信局"办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比中国早的官办邮政还早8年。当时"代办信局"位置在青岩北街41号,早由名叫苏杭的老秀才负责专办青岩与外地的民间书信往来。到了1909年,青岩"代办信局"改设在现在的北街56号,由王席祯接办业务。从1909年王家接手到1938年转为官办,王家经营青岩"代办信局"30年。王席祯亲自书写并镌刻"代办信局"4个大字,用梓木制做了块长170厘米、宽25厘米的匾牌,悬挂在信局铺面右侧门框上方。这块牌悬挂了75年之久,1987年被中国邮电博物馆收藏(图片来源于《贵阳百年图鉴》)     

陈诚险拒蒋介石入台

<正>1945年5月,蒋介石入台的第一句话是:"我在此地安全吗?"为何?陈诚之故也。陈诚,字辞修,1948年10月赴台湾,1949年1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50年3月任"行政院长",1954年为"副总统",1957年经蒋介石提名当选国民党副总裁,此后连任"副总统"和副总裁。1958年——1963年又兼"行政院长",1965年3月逝世。可以说陈诚     

历届阳明文化节盛况

<正>修文是明代大儒王阳明500年前"龙场悟道"创立"心学"思想的发祥地,被称誉为"王学圣地"和"王学的耶路沙冷"。为传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造阳明文化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树立对外开放形象,修文县先后于1999年、2002年、2005年、2009年举办了4届"国际阳明文化节"。阳明文化节不仅给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这位"中国儒学的最后一     

透过“鬼万历”背“公”钱看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

<正>万历通宝始铸于万历四年(1576),铸期长达44年之久,有小平、折二两种。小平钱除光背外,尚有背"工"、"公"、"天"、"正"、"江"、"户"等,版式繁杂。对于明王朝来说万历二十年以后可谓艰屯之际,万历二十年(1592)春,宁夏致化副总兵哱拜反,明廷开支200余万两白银用于平乱;同年秋又抗倭援朝,断断续续八年耗资700余万两银;二十七年(1599)2月,征讨川黔交界处的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军费开支达二三百万两银;再加上二十五年(1597)6月,皇极、中极、建极     

读陈永发史著断想

陈永发先生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最近两百年中国史》系列之三,我读的是2013年第二版。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国民党阵营的一名历史学者,他秉承"叙事客观,分析深入"、"不具党见偏颇"的原则,记录中国共产主义革命70年的历史,此书可以引发大陆读者一些思考。     

20世纪50年代前的中国大古都问题——有关大古都研究学术史的补充

当代中国大古都问题的学术史可直接追溯到晚清民国时期,而此前对于历史上不同都城地位的综合评估,可视作晚清民国以来认识中国大古都问题的前奏。中国五大古都之说始于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五大都",1931年有"中国五大名都"的提法,最晚到1935年出现"五大古都"的用语。中国六大古都之说始于1927年张其昀提出的"历史上之六大都会",最迟在1936年出现了"六大古都"的表述。中国四大古都之说始于1932年出现的"四都"之说,其后出现过"四个著名的古都"、"历史上的四大都城"的说法。大古都的表述用语初期呈现多样化态势,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趋同于"大古都"一语。     

周成王“三诰”的年代钩沉

周成王"三诰"年代之谜在于成王有两种纪年,即即位纪年与执政纪年;而"三诰"使用的是执政纪年.因此,"三诰"中的"惟7年"是成王执政7年,也就是成王即位14年,转为公历是前1031年.查核<史历表>,其年月日和月相完全吻合.     

允许看,大胆试,可讨论

"十二五"规划提出,改革要搞"顶层设计"。那么,什么样的顶层设计可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78年,如果这样问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恐怕无人能答。直到20年前,1992年1月,改革开放13年之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回顾历史,才总结出堪称"顶层设计"的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