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政治文化培育思想述论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实现途径,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培育思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抵制政治急进主义,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奠定群众基础;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为新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程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党始终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通过文化建设引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廉政文化与晋商文化的相关性

廉政文化建设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进步的东西,使之更好地从中国特色出发,为中国当代反腐倡廉提供文化武器;晋商文化的研究也需要实现从传统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向社会价值和伦理意义的转向。二者的相关性研究将使两种文化产生碰撞与交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入手,对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建设有所启示。     

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邓小平在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他不但以巨大的勇气完成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的任务,坚持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文化政策调整,而且把握时代主题,指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营造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文化环境,并从世界视野审视中华文化,推动文化的对外开放,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邓小平对中国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城市文化与我国城市文化建设的思考

城市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物质集聚中心,也是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中心。本文在全面理解城市文化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并联系当前我国城市文化建设所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了几点切合实际的建议,以期有利于我国城市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建设。     

新文化运动对当前文化建设的启示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更新运动,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然而,时过境迁,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建设工作中,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即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史实结合当前文化建设的现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村级文化建设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

村级文化建设是影响农村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是村级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本文首先阐述了加强村级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次,就如何有效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发展博物馆文化刍议

博物馆是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向全社会提供公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渠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发展博物馆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博物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发展博物馆文化,必须做到如下四点。     

文化繁荣畅想

在文化建设提上重要日程的当下,打造文化强国的宏图呼之欲出。此刻,对中国文化的繁荣发达,我心向往之,畅想联翩。我们要创造前无古人的现代文明,构建崭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健康的社会道德风尚,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实现小康、富裕的同时,在精神和文化母活上也美起来、笑起来。     

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作为异质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中国化,不仅是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品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马克思主义吸收、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两者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两者之间文化精神的会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文化基础。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     

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松坪归侨社会地域认同的实证剖析

本文选择华侨农场和生活在农场里的归侨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 ,通过参与观察及口述访谈 ,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归侨的认同建构。本文提出 ,在对国家或地方的认同建构上 ,“归侨意识”始终贯串着归侨的集体记忆 ,认同建构是情景性的 ,流动的 ,是一个交织着多重利益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本文希望通过实证研究 ,达到反思移民安置与地方融入这一社会现象的目的。对移民的安置不但是提供物质性安排 ,更重要的是营建一个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使移民与安置地尽快融为一体 ,共谋发展     

浅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诚信建设

诚信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增强诚信建设,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社会体育发展方向的思考

社会体育的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为社会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利务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社会体育应朝着以人为本,提高体育人口数量,逐步改善社会体育环境条件设施,向锻炼手段科学化、活动内容多样化、管理方式多元化等方向发展。     

胡锦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思想探析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概念和思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提出过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三个社会发展目标。胡锦涛社会建设思想,其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公正:化解社会风险的根本出路

科学认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公正在一定程度上的缺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社会风险的深层次原因。社会公正的实现,既是化解社会风险的根本出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华侨华人社团的“拟村落化”现象——荷兰华侨华人社团案例调查和研究

通过对荷兰华侨华人生活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分析了华人社团的类型、功能、运作方式及其在社会融合中的作用。认为华侨华人社团在华人世界中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拟村落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空间。他们凭借着原有的历史经验和记忆,将社团当作村落来经营和管理,在社团内进行博弈和地位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在移入国的边缘化感受,缓解了因失落而对主流社会的抱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华侨华人与主流社会的对抗。由此可见,荷兰的华侨华人社团不同于专业化的行业组织或政党组织,有着多样的、综合性的社会属性,是一个村落式的我群社会。     

略论二战以来老挝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华人在老挝一向安居乐业。二战以后 ,老挝华侨华人社会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1 975 -1 986年 ,老挝当局在越南政府排华政策的影响下 ,基本上铲除了华人赖以存在的经贸根基 ,大部分华人离开了老挝。当今的老挝华侨华人社会 ,无论在经济基础和籍贯结构方面 ,基本上都不是历史上华侨社会的延续 ,而是由少数留在本地的华人、 80年代后期回归的华人以及来投资的新华侨重新建构的。当前 ,老挝华侨华人主要从事商贸活动 ,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但尚少有政治诉求。     

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史学研究繁荣和发展的标志之一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高潮迭起。然而,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当代社会史或包括当代社会史在内的中国社会通史问世。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社会主义史)的角度审视,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者要以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探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得到迅猛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从纵向看,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基督教经历了革新、联合、沉寂的曲折演进历程,这是它在改革开放以后得以复兴的内部因素;从横向看,改革开放后社会处于转型期,价值观念变迁、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滋生泛滥等社会问题和基督教自身的特点对其发展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促其发展的外部因素。总之,社会变革是基督教快速发展的根源,其自身的不断调适决定了它对社会正常运转发挥着积极的功能。与此同时,基督教发展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也给党和政府处理宗教事务、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Chinese Social History: Forty Years of Research under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the wake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Chinese scholars have welcomed in the resurgence of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Looking back over the past 30-odd year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it could be said there existed four general periods: A brainstorm period, an initial “beginning” period, a period of maturation and lastly an expansion period. From looking at the context of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t is clear that scholars researching Chinese social history were, from the beginning, focused on how exactly to define “society.” This, however, resulted in much debate about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 social history itself. Though the matter has yet to be settled, the ultimate research objective for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is in its pursuit of truth. In recent years following the dissolution of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viewpoint(s) establishe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have also provided forth a new horiz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