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李喜所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１９８１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     

林则徐译报：中国人办报的先声

关于报刊在中国的发展,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到1833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这才是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随后,不断有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中文报刊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清代中俄图书交流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其中也包括图书交流。本文以中俄文献为基础,探讨了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在俄国中国典籍收藏以及在传教士团图书馆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并试图澄清有关道光年间中俄政府大规模互赠图书的历史真相。     

明末《几何原本》传播受阻之因

明万历年间(1607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明代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中译本出版。2000余年来,所有初等几何教科书及19世纪以前一切有关初等几何的论著都以《原本》作为依据。然,在明末数学急需补充新鲜血液之际,《原本》却未得以发挥其所长。本文着重从明末传教士来华的历史文化背景,明末中国人的对外观念,传教士采取的传教策略以及明末中国人的数学观等多个方面系统分析《原本》在明末传播受阻的原因。     

西方苗学的三个历史阶段

尽管早在17世纪初叶,一些西方传教士出于猎奇和探险而与苗族有过初步的接触了解,但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对这个古老的民族仍一无所知。直到19世纪,西方学者才在他们的著作中零星地提到苗族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其种属问题。我姑且谓之为“早期西方苗学阶段”。这个时期的代表学者和作品有：1861年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e关于中国的苗族或土著居民》,1862年英国军人布勒契斯顿《长江上的5个月》．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德·卡特勒法热《人类种族通史》、韦尔努《人类的种族》和拉戎基埃《在越南北部的两年》,189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中国西部的…     

《中国丛报》的孔子观及其向美国的传播

作为美国传教士主办的在华英文刊物,《中国丛报》解读了被传教士视作巨大障碍的孔子及其思想,认为孔子讲究僵化礼仪,言辞晦涩,排斥上帝,其思想笼罩之下的中国了无生气,缺乏创新激情,与世界脱节。通过捐赠、订阅、图书馆收藏和报刊转载等途径,《中国丛报》大量传入美国,其孔子观也随之进入美国的社会文化意识,成为早期美国了解孔子的重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美国传教士在华宣教策略的转变。     

《论语》第一部德语译本及其相关评述

<正>《论语》自东汉起跻身儒家经典之列,至南宋时,经理学大师朱熹之手位列"四书",是儒家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同时也被公认为认识孔子和了解孔子思想最可信、最直接的原始资料。《论语》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海外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它是最早进入欧洲视野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之一。早在16世纪末,传教士利玛窦已将《论语》翻译为拉丁文。1687年,由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其中包含《论语》的部分章节。《论语》的欧文译本众多,以英译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不过,在主要欧洲语言译本中,《论语》德语译本影响力不容小觑。如果要推举一部最负盛名的德语译     

明义士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北大核心CSSCI

明义士(James MellonMenzies,1855—1957),加拿大人,从1910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至1936年回国(间有去法国及回美休假),20多年中实现了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转变,在甲骨收藏、研究及商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促进了中国甲骨文化的海外传播。学界对于明义士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他的甲骨收藏和研究方面(如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魏敬群:《明义士甲骨收藏始末》,《史海钩沉》2010年第2期,第52~55页;董延寿:《明义士与甲骨文研究》,《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第189~192页)。     

明清传教士对《山海经》的解读

晚明前清时期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中有关《山海经》的零星内容反映出这些欧洲传教士与时代变局相关的心态变化。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地理类作品随着其世界观念的更新而从传说与实证并存向实证性内容居主导转变,礼仪之争使在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从针对中国人的迎合向针对欧洲人的特别宣传转变。受这两种变化驱使,传教士看待《山海经》时从认可和吸收变为轻蔑与排斥。     

国际人道主义在中国:从20世纪初的灾赈谈起

<正>中国灾赈事业的国际化,当始于"丁戊奇荒"期间。当时,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国际上开展募捐时,曾把苏州义赈人士的募捐册《河南奇荒铁泪图》译成英文,以《中国饥荒》为题在伦敦出版。而从英、美各国募集的20万余两白银,也由传教士们散放到华北灾区(中国救荒基金会上海委员会编:《奇荒:中国救荒基金会报告》上海,1879年,第29~31页)。虽然这次西方对华救灾活动的总体效果有限,但其象征性作用不容低估。这次活动似乎激发了中国本土义赈的扩展,在随后二十多年间,以上海为中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兼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

正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颁令禁止天主教之后,明清之际活跃的天主教传教活动逐渐转入"地下"。在清方档案里,天主教被称为"西洋教""洋教""邪教",其事迹混杂于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教案中,传教士重新公开进入中国本土则要到鸦片战争之后。~(1)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口岸活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从此天主教、新教(以下同时称呼时作"基督教")开始了在中国传     

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从馆藏书《瀛环志略》谈起

《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艺术市场露面的郎世宁作品

郎世宁(1688—1766年)是一位在清朝宫廷中供职的欧洲传教士画家,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到中国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意大利去。他死后葬于北京阜成门外的传教士墓地内。郎世宁在中国的宫廷中为皇帝画了数量很多的作品,按照乾隆、嘉庆时人胡敬所著的《国朝院画录》一书中的记载,收入《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的郎世宁的作品共计56件(其中包括合笔的2件),手卷、立轴、册页均有,数量仅     

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在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个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期间,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译名之争”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但也促使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它不仅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且波及近代中西化交流的其他方面。     

高一志《修身西学》底本考论

<正>明清之际以耶稣会传教士为核心的中欧文化交流历来是学界研究热点。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引入了包括西方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建立起初具规模的西方知识系统。然而目前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其中自然科学的内容,而对人文学科特别是伦理学部分的研究较少。事实上明末清初传教士撰写了不少有关天主教伦理学的著作,这不仅因为伦理学是天主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由于有关伦理道德的探讨更易引起中国士人的共鸣。这些著作包括利玛窦所撰劝人修道养德的灵修作品《二十五言》与《畸人十篇》,庞迪我所撰引导人戒除"罪宗     

他者镜像中的中国近代民间礼俗——法国传教士禄是遒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的书写与研究

近代来华传教士用他者的眼光打量中国社会,在其作品里勾勒出一幅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图景。禄是遒的《中国民间崇拜》是一部较全面描述中国区域民间信仰风俗的巨著,为后世学者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间信仰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婚丧习俗》《岁时习俗》两卷通过文字和图片详细记载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婚丧习俗与岁时节日,不少表述已经触及中国民间社会观念的核心特征,并从"异域"的视角出发进行了简单却不失水准的分析,为研究近代中国婚丧岁时文化保留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同时,这些记载中折射出的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矛盾与冲突,为理解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想象与建构提供了参考文本。     

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

1891-1916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期间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     

魏源的《海国图志》与日本的《海图国志》时代

1860年以前,《海图国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有很大差异,中国反应平淡,日本却形成《海国图志》时代。其主要原因是：《海国图志》虽成书于中国,但主要是借助传教士的世界史地著作这一特殊外部条件,中国国内并未形成与《海国图志》的观念相近的社会群体;日本不仅有学习西方的兰学者群体,儒学者群体的观念也与《海国图志》的现念相近,他们共同促成了《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