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后期方言政策与黎锦熙《方言谚谣志》3种

学界关于民国时期黎锦熙国语思想和国语运动史观的研究日渐深入,几成显学,而关于黎氏在民国中后期的方言概念、方言调查主张乃至方言谚谣志的研究却相对沉寂,不够系统深入。梳理民国中后期方言政策的机构活动、注音工具和工作计划,分析黎锦熙《方言谚谣志》3种的编写背景、编写体例和编写内容,认为《方言谚谣志》3种体现了民国中后期的方言政策,总结了民国中后期的方言志编写体例,是民国中后期的方言政策研究和方言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新派诗：诗界革命的序曲——以黄遵宪为中心

黄遵宪倡导并付诸实践的新派诗,开启了晚清诗歌革新运动的序幕。随之而出现的新学之诗和诗界革命,其虽为今日学界所乐道,但都萌蘖于此。黄遵宪二十多年外交生涯踪迹遍及欧美,从洋务转而维新,甚至同情革命,就了解西方、通晓西学而言,在当时的官吏中,实属凤毛麟角,也为其诗歌展示新意境提供了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境界。黄遵宪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确立。而新派诗作为“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成功范例,其价值和意义也需要有新的认识和评价。而不是像今天的文学史著述那样,至多是将其附着于诗界革命。     

民间文化、旅藏汉裔与民族团结——以拉萨郊外土地庙的两块民国匾文为中心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现存多块清代、民国木匾,曾在内部刊物披露其简况,只是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注意。事实上,这些近代木匾,不仅是先民开拓边疆地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而且是民族团结的见证,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本文以现存的“中夏民国二十年”等两块民国木匾为中心,试作一述论。     

民国女子教育观念的变迁——以浙江地区家谱为中心

传统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众多的女性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而到了民国,女子教育迅速发展。文章以浙江地区的家谱为中心,从家谱鼓励女子入学,家谱中的女子教育状况等,探究民国时期女子教育观念的变迁。     

中国近代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状况——以民国太原为例

民国太原以煤炭资源为基础发展重工业,城市近代化发展崭露头角,城市商业和服务业随之变迁,城市功能逐渐与之相适应。在发展的同时,过度重视资源经济,而忽视与民生相关的市政、公共事业甚至轻工业等,成为资源型城市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缺陷。     

浅析电视方言栏目剧的现状及发展——以陕西卫视《千家百态》方言栏目剧为例

电视方言栏目剧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的个性特征,使其在激烈的电视文化竞争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它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创新、完善,以使电视方言栏且剧可以健康有序地发展,从而长久生存.     

论民国地方性农业科研机构的历史命运--以江西省农业院为中心

江西省农业院是1934年3月设立的一个全省性的农业技术改进和推广机构,在其存在的15年历史中,从许多方面对江西农业现代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条件作支撑,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种种努力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新方志记述方言的思考——以首轮广东省县区志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首轮新方志93部县区志为研究对象,分析新方志记述方言的设置情况、篇幅、门类结构,以及记述中关于概述、方音俗字、谣谚歇后语存在的问题,并就第二轮志书是否设置方言门类及记述上如何掌握学术性的度进行探讨。新方志无论是通志还是续志,均应重视对方言的记述;同时,要防止将方言志写成学科论著。     

民国海疆治理的经验及其历史局限性——以制度构建为核心

民国是我国海疆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历史阶段,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奠定了基础,对当代海疆治理具有较为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民国海疆治理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七点特征,但亦存在诸多历史局限性。在世界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回顾和总结民国海疆治理体系的构建历程,对于认知我国海疆治理的历史规律,推进当代海疆治理体系构建,诠释我国海洋主权管辖权发展的历史经纬,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试论民国浙江禁烟运动的发展阶段——仅以1912—1935年为考察对象

民国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经历了辛亥革命严禁鸦片时期、北洋军阀烟禁废弛与红丸替兴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反对鸦片公卖及浙江自办禁烟时期以及抗战之前依法禁烟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每个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随中央政府政策的改变而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黔诗纪略补》之“补”的意义——以谢士章诗为例

《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是贵州诗歌总集的集大成之作,附于《后编》之后的《黔诗纪略补》属“黔诗纪略”系列之三,它收录了未见于《黔诗纪略》的明代诗人谢士章的诗歌六十八首。谢士章复杂的身世、诗作曾遭禁毁的客观事实以及其在诗歌创作上的较高成就决定《黔诗纪略补》作为一部辑补性质的总集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古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本文依据海上交通史料 ,以广州城为主要论述线索 ,全面阐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过程 ,认为广州是我国海上丝调之路的最早始发港和海岸城市。徐闻和泉州是在特定条件下 ,如徐闻在番禺城烧毁 ,南越国灭后的外贸中成为新兴始发港 ;泉州是南宋偏安后 ,朝廷特别经营下成为超广州的外贸中心 ,全国最大的外贸城市。在徐闻、泉州兴盛时 ,广州外贸并未消失 ,而只是退居次要地位     

论朱熹以情为中心的《诗》教观

朱熹《诗》教观是以情为中心的。朱熹恢复了先秦“诗言志”的传统,提出了“感物道情”的诗歌起源论,以此探求《诗经》本义,并将《诗》教建立在情感这一基石之上。《诗》教需要通过兴发读者的情感而发挥作用,即“感发意志”,而“感发意志”的前提在于读者“讽诵涵泳”的阅读活动。《诗》教的目的在于使人得“性情之正”。朱熹建立了一个以情为中心的《诗》教体系,推动了儒家《诗》教理论的发展。     

关于专志编纂的思考——以《广州亚运会志》《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为例

本文分别介绍《广州亚运会志》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编纂情况,并进行横向比较。两志在组织模式上既存在相同之处,又呈现明显区别。《广州亚运会志》由编辑部收集资料、编写志稿和进行总纂,而《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采取专家修志,编辑部总纂的模式。其区别体现在拟定篇目、搜集资料、编写初稿、志稿评议、志书总纂、审查验收等环节及体例方面。最后对专志编纂进行思考,提出要灵活选择专志编纂模式、充分发挥主编单位的职能、明确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     

磨炼：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以诗格为中心

“磨炼”是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这不仅体现为晚唐五代诗格中的具体理论阐述,而且可以从诗格著作群体以及诗格所举的诗例方面得到证明。晚唐五代诗格中的“磨炼”理论是对诗歌创作中字、句、意、格进行锤炼的全方位理论总结,是诗歌创作多方面要求的理论体现。     

日本传播渠道与寒山诗误读的产生——以寒山诗《书判全非弱》为例

英语世界对寒山诗的很多误读都产生于日本这一传播渠道。日本中世僧人同时也是文人们对于寒山诗的注解、近代汉文的日文训读、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等,都是这些误读产生的渊源所在。日本对寒山诗的这种独特解读方式,经过英文翻译传播到了西方英语世界,从而影响了西方读者对寒山诗的解读和对寒山身份的认识。     

传统水利社会的困境与出路——以民国沅江廖堡地区河道治理之争为例

民国年间,"易淤易潮"的河湖环境与堤垸位置差异使湖南沅江廖堡地区就河道治理问题形成了建闸与浚河两派对抗力量。在双方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讼中,该区域水利关系所处的动荡局面恰好彰显出中国传统水利社会的内在困境,即传统社会机制有限的调解能力与生态环境持续性衰败之间的矛盾。面对生态变迁的巨大压力,民国政府几经竭蹶,最终借助水利科技实现了这一区域河道治理的近代化变革,使其水利关系得以成功重构,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这一过程昭示出传统社会水利治理的近代化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对当下的社会改革也不无启发意义。     

民国四川地震灾害与政府救灾政策探略——以1933年的叠溪地震为例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省汶川发生里氏8级大地震,而在历史上,四川就是一个地震频发且震灾烈度较大的地区.该文以 1933 年叠溪大地震为例,从灾害发生学的角度分析了叠溪地震可分为地震灾害和因地震造成山体崩塌而形成的堰塞湖溃决引发的洪水灾害两部分,详述了叠溪大地震给四川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特别是国民政府表现出来的反应迟缓,救灾措施不得力,不仅当时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内中蕴含的历史经验教训,亦多引人深思之处,留给我们今天抗震救灾宝贵的启迪.     

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变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为例

城市游憩商业区的发展是和社会、政治、经济、城市本身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游憩商业区系统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合系统,它的空间位置、外在表现形态、功能与组织形式都在动态地演变着。通过对广州历史上游憩商业区的形成、空间结构的变迁以及影响其空间结构变迁的相关因素的研究,探讨城市游憩商业区发展的历史轨迹与一般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