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倭人传》“住七八十年”解──“倭国乱”之年代考述

《魏书·倭人传》“住七八十年”解──“倭国乱”之年代考述李纯蛟据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记载,当中国汉朝时,在今日本列岛上有分立的“百余国”。到了公元２世纪,其中的倭国发生内乱,从而开始了女王统治的时代。关于日本古史这一重大...     

从日本出土的铜镜看三世纪倭与中国江南的交往

倭与中国的关系在三世纪有了新的发展。从景初三年开始,邪马台国多次派遣使者到中国的魏朝访问,魏朝也由带方郡派官吏到邪马台国回访,双方关系十分密切。倭魏的官方交往在《魏志·倭人传》中有详细的记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倭与中国江南的吴国也有交往。由于倭吴的交往限于民间,在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长期不为人所知。但是,根据对日本出土铜镜的研究,     

邪马台国研究突破有望──《魏书·倭人传》中的“一支国”中心村落被发现

邪马台国研究突破有望──《魏书·倭人传》中的“一支国”中心村落被发现胡晓丁日本长崎县教育委员会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１日宣布,位于该县壹峙孤岛时代的原让遗址,就是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记载的“一支国”（注：原书记载为“一大国”──笔者）的中心...     

4-5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与世界秩序——以倭国“天下”意识的形成为线索

“天下”原指中国领域,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肇端於五胡建国华北,逐渐形成了将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识。这种新天下意识随着当时规模巨大的人口移动,被传播到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国,并影响到古代朝鲜、日本的国家建设。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动向中,倭国王从倭王武时代既向中国皇帝称臣,同时又自称“治天下”之王,到隋炀帝时代倭王自称“天子”,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识。伴随着新天下意识在东亚的形成和传播,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终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东亚各地区也进入新的中华、天下纷然丛生的时代。     

《后汉书·鲜卑传》倭人考

倭人,王沈《魏书》与《后汉书·鲜卑传》都有记载.《后汉书·鲜卑传》;鲜卑“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见乌侯秦水广从数百里,水停不留,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渔以助粮食。”王沈《魏书》同,但称“汗人”。马长寿先生认为,倭人即今日之“倭奴”,古代东海岸当有此族。从东汉东北民族分布看,倭人是否指今日之“倭     

魏国与邪马台国使节往来考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记载,从公元238年(景初二年)到247年(正始八年)的约10年间,倭人中的邪马台女王国向我国三国时代的魏国遣使5次,平均2年1次;魏国的使节也赴邪马台国2次。两国使节冒着千难万险频繁往来,这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实不多见。双方遣使的目的是什么?应该如何认识两国关系的性质?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日本学者虽然已经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不少成果,然而史实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尚没有得到正     

“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读画札记

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职贡图",是南京博物院的珍藏,相传是唐代画家阎立德或阎立本所绘.但是从作品的风格与技巧来看,显然不是初唐作品,以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步辇图与之相比较,就更不似阎氏兄弟的作品.这一卷"职贡图"比初唐阎氏作品较为朴拙,而在某些方面,两者又显露着一定的继承关系,从作品的基本风格与技巧来评判,"职贡图"早于初唐,可能是南北朝晚期的绘画.从"职贡图"的绘画风格所获得的这一印象,我们还可以从图上的文字,获得进一步的证实."职贡图"是一再经过重新装裱的残卷,现在只残存列国使者十二人.这十二人是(滑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倭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白题国、末国的使者.在每一个使者的后面有简短的题记,记述这个国家的情况与历来交往的事实,在倭国和狼牙修国之间,有缺佚,有关倭国土俗的记载,后半已佚,所     

4—5世紀中國政治思想在東亞的傳播與世界秩序——以倭國“天下”意識的形成爲線索

"天下"原指中國領域,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肇端於五胡建國華北,逐漸形成了將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國爲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識。這種新天下意識隨着當時規模巨大的人口移動,被傳播到高句麗、百濟、新羅、倭國等國,並影響到古代朝鮮、日本的國家建設。正是在這樣一種國際動向中,倭國王從倭王武時代既向中國皇帝稱臣,同時又自稱"治天下"之王,到隋煬帝時代倭王自稱"天子",倭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識。伴隨着新天下意識在東亞的形成和傳播,魏晉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終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東亞各地區也進入新的中華、天下紛然叢生的時代。     

试论明代潮州抗倭之久烈

倭患是明代最大的外患。处于东南沿海的潮州,倭患相当严重,抗寇斗争也非常激烈。《潮州志·大事志》中记载明代潮州盗寇倭祸及官军平寇御倭事100多宗。潮州海盗首领与外来倭寇相依倚,纵横闽广沿海。肆行劫略。乃至“北虏南潮”一时代替了“北虏南倭”之论。①由此可知。潮州乃是明朝抗倭斗争最重要的区域之一。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粗浅的探讨,诚就教于专家学者。     

七—九世纪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經过及其影響

一、隋唐以前的中日交化关系从考古学發现来看,証明了早在公元前三世紀的秦代,我國交化已開始傅入日本。近年來在日本山陰、北陸等地區曾經發现过許多類似先秦古鐘的日本制造的铜鐸;此外在九州北部,亦曾發现过同特期我國制的铜劍、铜矛等古器物。到了兩漢三國時代,我国和日本北九州一带的往來更加密切趦蓾h時代,双方是通过朝鲜半岛而間接接觸的,例如后漢書卷——五倭傳說:“自武帝滅朝鲜,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龂鴷r代,曹魏和倭女王國間的正式通使来往,从公元二三八年開始,十年之中就有六次,而其間也大抵是經由朝鲜半岛的。例如三國志卷三十倭人傳記載:景初二年(二三八)倭女王派遣大夫难升米等赴曹魏時,就是通过帶方太守刘夏的介紹而前往的。由于双方往来的频繁,当時我國北方社会經济的組織和生産方法就对日本發生了很大的影响。兩晋南北朝時代,日本在政治經济各方面都較前有了進步。当時北九州已(?)大和朝廷管辖,開始和我國南方的封建政权建立了直接的往來關系,     

檀石槐没有远征倭国

日本学者星宫惠一先生著《关于毫县东汉慕‘倭人’字砖》一文,依据《后汉书·鲜卑传》等有关记载,认为东汉时期鲜卑族首领檀石槐于东汉光和元年(178年)左右曾东击日本,掠夺倭人数千人到中国,将其置之酒泉附近。星宫先生说:“总之,正史中记载倭人是确实的。但是,鲜卑人仅仅为了得到几个渔民,就跨越大海,大举进攻日本岛,掠夺渔民实     

略谈白马人的族属问题

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巴、蜀是先秦时期的两个重要诸侯国,境内生息着不少兄弟民族,其中最强盛的一支,就是氐人。这支民族在古蜀国内居于统治地位。在我国历史上也是较大的民族之一。他们特别活跃于两汉及南北朝时期。氐人,在五胡十六国中曾先后建立了前秦、后凉两个政权。又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了“仇池园”、“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封建割据政权。隋唐以后,吐蕃兴起,白马人居住地区处于唐蕃争夺的中间地带。此后,史书记载氐人的活     

战国楚年辩证

司马迁《史记》关于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历史纪年,有许多自相矛盾、混乱不清的错误。这些错误中有的属于系统性的误差,有的属于个别性的误记。如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史记》中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国年表》均作六年,面《竹书纪年》作十八年,但青铜器《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午十四年的事。这说明,“《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史记》关于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存在着少记十二年的系统误差。又如,《史记》中的《秦本纪》和《六国年     

“倭”字音、义再考

“倭”是古代汉人对广义的日本人或政治势力的总称,但就其音、义的认识在中日两国之间长期存在争议,近世一些日本人认为“倭”字含有贬义.本文以中日两国古代文献和史籍对“倭”字的记述和使用情况为例,从“倭”的古代读音和字义以及亚洲其他民族的自称词等方面,对“倭”字进行再分析,认为“倭”字是音注字,没有特别的含义,也是当时和后来的日本人在接受这个音注字后普遍乐意使用的一个自称词,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国号.对“倭”字义的曲解和排斥,乃是江户时代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一部分人的事情.     

山神招夫与河伯娶妇

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书魏文侯时河伯娶妇事甚详,流传也甚广。殊不知其俗不独魏有,秦亦有之。《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下小司马注曰:“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检考旧籍,此风起源盖早。河为四渎之     

元初中日关系的历史见证——谈日本对马海神神社收藏的十三世纪中国铜镜

中国和日本是隔海相望的一衣带水邻邦,自古以来两国友好往来源远流长。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三世纪的汉魏时期,日本北九州的倭国就与中国有了密切的交往。进入七世纪后的隋唐时期,统一了日本的大和国向中国派遣大批使节和学问僧,把两国交往推向高潮。只是到了十三纪...     

从《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解析秦汉徭役制度的几个概念——事、算与事算

事、算与事算的含义,在出土的计类文书中基本相同。事的本义是役使,从役使的客体论即事于国,服事于某种义务。算作为计征赋税的一个计算单位,可以算人,也可以算物,依算征收的人头税称赋钱、算钱,民间或称"算赋"。事算即服事于"算"的义务,在县、乡统计赋钱的年度计簿中指的是算钱。《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应是为上计准备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底本或草案,其中的"定事口"指的是符合缴纳口钱和算钱的口数,也表示在事口中实际缴纳口钱的口数;"凡筭"指符合缴纳算钱的口数,包括复算和事算人口;"定事筭"即实际缴纳算钱的口数。走马楼吴简"嘉禾四年小武陵乡吏民人名妻子年纪簿"的户计简是为征收"更口筭钱"而编制的最基础账簿,其中,"凡口〇事〇筭〇事〇"的书写格式在口径上与《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是统一的,但在时态上属于未完成时,"口〇事〇"的"事"指的是应当缴纳口钱(大口钱和小口钱)和算钱的口数,"筭〇事〇"的"事"即"事筭",指的是应当缴纳算钱的口数。     

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

<正> 一 魏晋以来域外交往的回顾 远在汉世,域外交通已相当发达,张骞的出使西域,甘英的行抵西海,久已为世人所艳称。倭国和中土的往来,也已见于史官的记载。而循海道南行的汉之译使,且远至黄支之南的已程不国。黄支国当即《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建志补罗国,其地在     

《渤海记》著者张建章《墓志》考

记载唐代渤海国史料的石刻,迄今已发现四份:一是著录于明嘉靖《全辽志》卷一《山川志》、原在旅顺黄金山麓的《崔忻井阑题名》①;二是一九四九年在吉林省敦化县六顶山发现的《贞惠公主墓碑》②;三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迤东出土的唐《张建章墓志》③;四是一九八○年在吉林省和龙县龙海大队渤海壁画墓中出土的《贞孝公主墓志》④。这四者之中,两份是墓志,一份是墓碑,一份是题名。一、三都是唐人册封使、答聘使记录去渤海事的。二、四则是渤海国文王大钦茂的女儿,是直接记录渤海族人事     

唐朝的五花判事和六押制度

唐朝的五花判事和六押制度袁刚唐朝政府中枢实行三省六部体制。“中书造命、门下审复、尚书奉行”。推动着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其中中书省的制令草诏．即所谓“造命”．是唐中枢决策不可缺少的重要程序。有所谓中书舍人“五花判事”或曰“六押”制度。由于旧史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