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乾隆五年(1740)铸“青钱”政策效果

清朝铜钱和白银并用,政府规定一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乾隆初年,市场上一两白银仅能兑换700～800文,政府认为钱价(以白银为标准的铜钱的价格)过高,并认为是私销所致.为了防止私销从而平减钱价,乾隆五年清政府实行铸造"青钱"[1]的政策.本文拟从钱价和私销问题等方面讨论铸青钱政策的效果.     

张廷玉《明史·太祖纪》至正十三、十四年史事辨析

明清史籍关于明太祖早期发家史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存在至正十三年和至正十四年两大叙述系统。前者主要依据于《明太祖实录》,后者主要依据于《明太祖文集》。经过考辨,至正十四年叙述意见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张廷玉《明史》最终采纳的是至正十三年叙述意见,而舍弃了至正十四年叙述意见,从而造成了《明史.太祖纪》在至正十三年、十四年史事记载上存在不少失考之处,点校本亦未作出校勘案语。由此一例,亦可提醒研究者在从事元末明初历史研究时务必首先仔细辨别史料的真伪情况。     

18-20世纪人体测量史:理论、研究方法、史料以及最初的结果

男性身高的变化能够反映出俄国人口福利状况的变化。1700—1980年,俄国男性士兵身高资料及与之相应的生活状况和福利评估大体分为9个阶段,人的生活状况提高、降低和稳定阶段分别为150、100和30年,280年间男女的身高分别增加了10—11厘米。每逢战争和激烈改革时期,赋税增加和连年歉收,人口的身高、生活状况和福利无不下降;而每逢战争过后,政策得当,社会稳定,风调雨顺之时,人口的身高、生活状况和福利均提高。总之,18世纪俄国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下降,而19—20世纪俄国,特别是1921—1980年苏联时期的人口福利提高。这些结论察前人所未察,发他人所未发。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

19世纪与 2 0世纪之交 ,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 (亦称“大亚细亚主义”)思潮 ,这一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 ;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 ;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     

论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对华陆路战略:以西藏为中心

本文利用了中英文文献资料,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西藏为中心,对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的对华陆路战略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文章分析了英国实施对华陆路战略的原因、阶段、特征与影响,认为英国对华陆路战略包括战略展开阶段、试图干涉阶段、武装进攻准备阶段和武装侵略阶段,具有前后连贯、体系完整、循序渐进和手段多样等特征。本文认为,近代“西藏独立”正是英国对华陆路战略的直接产物。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改革

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的迅猛发展和城市政治体制的缺陷造成城市社会形势的严重恶化和腐败行为的泛滥,从而引发了城市政治改革运动的兴起。改革家虽然都出身于中上层阶级,但改革的方向有多种,改革的支持也复杂多样。总体来说,城市政治改革的进行实现了城市政治体制的重大发展,增强了城市政府治理城市的能力,政治腐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20世纪上半叶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于清末民初开始传入中国,是近代中国新史学引介的西方史学流派之一。1908年蔡元培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过兰普雷希特主讲的多门文明史课程;20年代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等校师生对它多有介绍;30、40年代国内学界有更多的介绍及理性评价。透过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可以了解近代中国新史学与西方史学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     

十六七世纪天主教在日本“慈善传教”评析

16、17世纪之交,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以“谋略智取型”开展送医送药、救助奴隶、兴办教育等“慈善活动”,在社会底层民众中赢得了大量信众,开辟了一个“天主教时代”。这与天主教在拉美对异教徒采用以“刀剑传教”的赤裸裸的征服完全不同,成为天主教传教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例。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日耶稣会缺乏武力后援且为适应文化差异而被迫采用的传教策略。“慈善传教”与“刀剑传教”在形式上大相径庭,然两者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     

从公元七至十六世纪扶壁栱形制演变看中日建筑渊源

自19世纪末关野贞、伊东忠太等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亚美术史以来,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努力探索下,日本古代建筑直接或间接受中国古代建筑影响而发展演变的观点,已成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共识,通过对比研究中、日古代建筑扶壁棋形制的流变,可以揭示不同时期中、日古代建筑的具体渊源关系,以微观窥全局之一斑,补证既往。     

15至19世纪图们江流域的生态移民与区域贸易

15世纪初,朝鲜王朝动用国家力量将边界拓展至图们江南岸,他们在招抚周边女真部落的同时大规模向该地区移民。然而,在此过程中由于耗费过重,朝鲜的国力不敷应对,并逐渐失去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下,朝鲜边民不得不跨越国界,成为生态移民,并在经济上依附于崛起后的建州女真。清朝建立后,由于女真部落迁离图们江北岸,失去了贸易伙伴的朝鲜边民在跨界活动中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