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梁启超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与彷徨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为谋求中华民族之富强,中国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然而,努力中隐伏着焦虑,交织着彷徨。此种复杂心境,在近代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明显。梁启超更是其中的典型。其于中国之将强与未强这一问题的困惑,始终萦绕在他的政治探索当中。本文将通过对梁启超政治思想流变的考察,以斑窥豹,从而映射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焦虑与彷徨。     

梁启超"《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诸子学的近代复兴,与梁启超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1922年,梁启超公开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与胡适进行学术争胜.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接受了叶适、汪中、崔述、康有为等本土学者的观点,还在于其间接地受到了日本学者斋藤拙堂《老子辨》五篇的学术启发.因此,这一整合中外的学术观点一经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回响.而该说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于,不仅进一步破除了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还推进了学术界关于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总之,"《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     

梁启超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思想——基于比较的视角

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在发展过程中虽流派众多,却有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特征。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引进自由主义思潮的先驱人物,其自由思想主要源于西方,在引进的过程中结合晚清社会语境做了一定的修正,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对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基本特征的把握,在比较视野下探究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认识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的整理问题

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属于生前未完之作,死后由人整理出版,但其章节的编排存在问题,本文对其整个卷章结构进行了还原。     

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

侯旭东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想象出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夸大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过高估计了否定专制说者的影响;在没有进行历史学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得出有悖史实的结论.事实上,"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如侯文所说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也并非没有经过中国人的事实论证.这一学说既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的和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不是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中国人为了改造传统社会去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侯文所做的知识考古不够完全,这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将此项工作引向深入.     

略论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因内忧外患,近代中国面临全面深刻的政治危机。如何选择一套适合近代中国国情的宪政模式?梁启超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他的宪政思想集中反映了他在近代复杂多变的政局中对国家政治改革的探索。     

楚都丹阳"丹淅说"与"枝江说'的对比研究

本文主要从文献、族源、考古、地理等四个方面对楚都丹阳"丹淅说"和"枝江说"进行对比研究,然后综合起来考察.总的来说丹淅说优于枝江说,枝江说的文献依据较晚,在考古和族源方面完全得不到支持,在地理上也难以解释.但丹淅说也不圆满,存在很大的漏洞.丹淅说如要真正成立,还需要对枝江说方面的驳难作出认真的回应.     

黔北的"说春"

在黔北风冈县、湄潭县、正安县和绥阳县的广大农村中,至今还盛行着说春这样一种民间风俗,在进入每年的冬季之后,或遇有红白喜事,春倌(说春的人称之为“春倌”)来往穿行,走乡串寨,甚是热闹。春倌来到一片绿竹之中的山村农舍,几声狗吠之后,春倌进了龙门,进龙门后,他边走边唱,慢慢向堂屋大门走近。这时只听春倌唱道。     

梁启超的“口述实录”

近代中国文化巨擘梁启超一生除投身政治外,还醉心学术,著书立说,身后留下皇皇巨著,足见其学问的广博和为学的勤奋。除此之外,关于梁启超还留有“口述实录”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注意。     

沉默也是一种言说——论梁启超笔下的严复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严复和梁启超是两个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一个着力译书,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堪称理论之源;一个致力办报,传播西方文化,堪称舆论之母。但是二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微妙。以往学术界针对严复在清末民初讽喻和指责梁启超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梁启超的反应基本未予涉及。本文从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入手,于不疑处起疑,借用烘云托月的手法,通过将梁启超与同时代其他学者进行比较,力图勾勒出梁氏著作在论及严复思想时存在的凹陷现象,并分析了梁启超对严复批评保持沉默的原因。     

中国人种来源的十种例说

作为人类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其人种来源问题一直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17世纪以后,中外学者对中国人种的由来提出了十种不同的说法,这些例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来说,一类是土著说,其中以巴比伦说影响最为深远。     

少年中国说

(1900年2月10日)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日: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     

太监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太监”和“宦官”在清朝以前不是相同的概念。宦官早在商朝就有,不过那时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宦官“悉用庵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太监”一词,辽代才出现。明代,太监和宦官才发生联系。太监是宦官的上司,是高级宦官;充任太监的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都是太监。到了清朝,太监才成为宦官的同义语。     

交通黄灯是中国人的发明

前段时间热议的“抢黄灯”引起人们的好奇：黄灯到底是谁发明的？其实发明黄灯的是中国人胡汝鼎。胡汝鼎20岁时去了美国,在爱迪生的通用电气公司工作。那时汽车发明时间不长,交通指示灯只有红绿两种颜色。1927年的一天,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解玺璋,写70万字《梁启超传》 作品被认为是梁启超辞世80多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这是文学评论家、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的看法。他用4年时间写完的《梁启超传》被认为是梁启超辞世80多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这部作品分上下两部,70多万字,呈现出了梁启超生前的种种是非曲直,折射出这位"饮冰室主人"身处的时代漩涡、风云底色。9月7日,初秋的北京,     

“呵呵”是苏东坡发明的吗

有网友撰文,声称网络流行语“呵呵”最早起源于苏东坡,并举出三通书信为证。其一,《与鲜于子骏》：“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其二,《与文与可》：“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其三,《与陈季常》：“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     

"敖汉"的释义应是"老大"吗?

“敖汉”的本义不是“老大”。“敖汉”最初以“鄂托克”名称出现于蒙古史籍里是在 1 5世纪中期 ,“敖汉”、“鄂托克”当时是察哈尔诸鄂托克之一。敖汉鄂托克人当初居住在今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及巴林左旗北部 ,其地为大兴安岭西南段苏克苏鲁山 ,亦即乌桓山 ,敖汉鄂托克依乌桓山得名。对以上说法需要做一番考证。《赤峰地名志》将“敖汉”释作“老大” ,① 大多数敖汉人也以为“敖汉”应释作“老大”。他们的根据是《蒙古游牧记》的一则记录 :“贝玛土谢图 ,子二 ,长岱青杜棱号所部曰敖汉。”② 以长子岱青杜棱号所部曰敖汉 ,作为“老大”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