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史籍对“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历史书写

1182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内爆发了一起拜占庭人针对拉丁人的大屠杀行动。通过幸存者、信使、旅行家、路人、十字军等群体的传播,中世纪拉丁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他们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全过程和对拉丁人生命、财产和精神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这场大屠杀具有全民参与的特征。拉丁作者从受害者的角度试图对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作出解释,认为这是拉丁世界和拜占庭帝国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拜占庭人长期以来仇视情绪的结果。对照拜占庭文献,我们就会发现,拉丁史籍对"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杀"的记述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拉丁史籍所塑造出的安德罗尼库斯与穆斯林相勾结、背叛基督教的形象,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这种带有偏见的记载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尤其是拉丁世界长期丑化拜占庭帝国心理因素的影响。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历史书写同时就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王朝历史和王官历史传统的国家中就更其如此。     

制造英雄:民国旗人对于清初历史的一种想象——论穆儒丐小说《福昭创业记》

《福昭创业记》作为一个被主流文学史遮蔽的小说文本,实际上是另一种对于历史的神话式书写,通过挖掘其写作策略,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发明传统的过程,一个民族英雄通过话语制造出来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被赋予合法性的文学想象途径。基于此,也可以对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和意识的表述与被表述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弘扬历史研究中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之争,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民族精神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历史积淀,民族精神具有超强的社会整合功能。历史发展和历史研究中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于提高文化实力和综合国力有着重要作用。     

史念海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特点与变化

史念海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关注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相较于政治史、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史念海突破传统片面强调血缘、族别的观念,立足于各民族所居多元地理环境,从民众在生产生活中的人地互动和族际互动入手,基于动态分析的视角,从疆域沿革、农牧分界线变迁、农牧区域盈缩、生态环境变化等过程,对民族空间分布变迁、民族交流融合、民族区域开发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与需求,这些理念与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特点并非在短期内形成,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和变化,并与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学术性与致用性形成共振。     

历史上新疆民族文化的认同

民族文化是本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性符号。因此,民族文化认同研究,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从新疆的历史民族文化变迁角度出发,分析当今新疆民族文化认同的现状,并提出新疆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趋势。     

20世纪初年西藏历史研究中学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探析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的话语权也发生了变动,以"史界革命"相号召的"新史学"渐成主流。具有近现代意义的西藏历史研究也于此时启动,体现了现实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在历史思想方面实践传统的藩属话语体系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变,在西藏历史研究文本中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得以初步确立。     

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

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仍葆有其传统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的内容主要有对于自身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同一性的认同、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的观念、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认同。在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的同时,希腊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却发生了若干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适应罗马统治的前提下,将自身认同的主方向定为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传统。继后的“罗马人”和基督教徒身份认同成为拜占庭时期希腊民族认同的主体内容。     

萨洛尼卡 古老而年轻的希腊陪都

漫步萨洛尼卡寻胜,宛如叩访历史的大门。这里有许多经过千百年的风雨侵蚀和兵燹之灾后幸存下来的古迹:气象森严的古罗马建筑,金碧辉煌的拜占庭式教堂,巍然屹立的中世纪城墙,都在记录着萨洛尼卡的古老文明。     

浪漫派和批判派的碰撞与融合——塞尔维亚民族史学构建(1873—1940年)

塞尔维亚获得民族独立之际,支持将传统民间史诗作为史料的浪漫派与反对将史诗作为史料、支持对史料进行考据和批判的批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观念和重大历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近二十年,最终以批判派的胜利告终,确定遵循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孕育出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雏形,推动了现代塞尔维亚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尽管两个学派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见解,但实际上两者在塞尔维亚史学研究重点问题和关键叙事上具有一致性。塞尔维亚民族史学就是在浪漫派与批判派的碰撞中接纳了现代的史学方法,又在两个学派的融合中继承了“民族主义指导历史书写、构建历史记忆”的史学观念,现代塞尔维亚史学发展总体方向由此确立。     

70年来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

历史民族地理是现代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成果涉及中国民族史、民族学(人类学)、历史人文地理以及边疆史地等多个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历史民族地理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个相关学科的蓬勃发展,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成果丰硕,成绩斐然,已初步成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     

清代平定华南海盗战争(1790—1810)的官方纪念与历史书写

清代平定华南海盗战争的官方纪念活动,包括举行纪念性仪式,修建纪念性建筑物,刊行纪念性文献和绘制纪念性图像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建筑、实物、文字和图像资料意在强化官方权威,为这场颇有争议的海疆危机提供盖棺论定的历史叙事。这样做,既延续了盛清时期书写“战争征服史”的传统,表现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也折射出嘉道以降国势衰落期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变迁。由于亲历战争灾难的地方集体记忆并未被完全抹去,私家对战争的记录和纪念冲击了官方统摄一切的主导地位,使得由各类载体构建起来的历史书写和战争记忆存在很大的伸缩性和歧异之处。     

法律编纂视域下的7—8世纪拜占庭帝国转型

7—8世纪是晚期罗马帝国向中古拜占庭帝国转型的最后阶段。法律编纂呈现了帝国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反映了转型过程。《民法大全》在适用中面临法学传承、语言等难题,是转型前“罗马困境”的缩影。7—8世纪的法律编纂,弱化罗马法的部分原则,吸纳希腊法和不成文法,同时实现全面基督教化,基督教信仰成为立法精神、法律渊源和法条内容等。该时期拜占庭统治者在坚守罗马帝国名号和威权的前提下,放弃或淡化了传统理念中的拉丁区域和文化,寻求政治理念与帝国疆域的统一,以契合帝国鲜明的东地中海特征。由此,传统的“普世罗马帝国”转型为“东方基督教罗马帝国”。     

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之比较

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可以分为整体地理环境和中心地理环境。前者指文明整体能力所及的极限地理范围,后者指文明主体的主要活动区域。从这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比较,将有助于解释希腊和中国文明侧重于陆地或是海洋发展的原因。     

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的新动向

近20年来,我国拜占庭学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学科基本建设的速度逐渐加快,科研实力迅速提高,特别是在基本的图书资料购置方面,国家和相关学校投入不断增长,各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和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大,培养体系渐趋完善。我国专门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交流活动,不仅参加相关国际会议,而且与国际一流拜占庭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既初步改变了该领域发展长期滞后于其他学科的状况,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用能源的方式来书写世界历史——解读《石油与20世纪的变迁》

刘波于1998年承担了国家教育部“20世纪国际石油政策与世界格局变化”的课题研究,在此之前,她曾翻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书籍,并先后发表了十多篇相关章。《石油与20世纪的变迁》便是刘波集多年研究而成。本书的最大特点则是刘波同志第一次尝试以能源的方式来书写历史,更加注重从全方位探讨石油作为一种能源与20世纪历史变迁的关系,视角新颖,观点独到。[第一段]     

试论历史民族地理的学科属性

关于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名称、学科属性学术界的讨论方兴未艾。本文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入手,认为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在概念上并无实质区别,历史民族地理既不应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又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而应该作为历史地理学分支的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更为合理。     

记住过去，调和未来：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批判性分析

自从19世纪后期以来,历史书写已经与民族塑造融为一体。迄今为止,历史书写主要受民族国家的框架局限,同时又在塑造民族精神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近代东亚,历史书写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还表现为另一个侧面——它也依靠官方历史编撰和王朝历史编撰的长期传统,在这一传统之中,一个统治王朝发起编修前朝官方历史的计划,以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有用的教训,     

口承与书写视域下的《诗经》研究

坚持以传统为本,将《诗经》还原到当时的演唱现场,从口头诗歌的创编、演唱和流布诸方面,观察、分析和阐释它的演唱特征、诗学法则,解读其蕴藏的传统内涵,揭示《诗经》中存在的诗歌类型的谱系性形态,并对口头诗歌的界定提出了某些新见解。     

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下)

我从１９３３年接触中国历史地理到现在已６５个春秋。６０多年来,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结下不解之缘。在这篇文章中,我从十个方面简单回顾了自己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程,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一些主要学术观点。我始终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深望这门学科能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