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史研究新理路:小冰期影响范式

小冰期影响范式是近来巫术史研究中出现的新理路。它将近代早期气候异常和气候变化重新带入学术争论之中,强调小冰期气候异常影响下的人们的需要、失望和集体恐惧,并对气候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影响和合理定位做了充分研究,从而在自然史、社会史与文化史跨学科研究成果之间实现了某种综合。而学界对气候因素的一度忽视也有其复杂原因,如学科壁垒和跨学科研究的难度、工业社会和现代化对现代世界的解释、学术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的影响等。     

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范式的演变

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长期以来是欧美学术界的学术热点之一。在其漫长的研究历程中,主要经历了四种研究范式的变革:理性主义范式、浪漫主义范式、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现实主义范式。而在阐释体系中,自然、社会、文化领域的跨学科综合分析、真实性与可感性以及重视微观问题等成为时下研究的常态。     

当代西方精神史研究探析

1994年7月8—9日,国际精神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在英国伦敦成立。来自书籍史、学史、宗教史、政治思想史、艺术与音乐史、哲学史及科学史等领域的32位英、美及欧洲大陆的学参加了成立大会,经讨论决定设立一个常务委员会来管理学会,由英国的布莱克韦尔教授(Constance Blackwell)进行协调,并由他负责编辑学会的会刊。国际精神史学会成立后很快便发展壮大起来,目前已拥有会员400多人。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与中国旅游本土化研究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当代俄罗斯史研究的帝国视角探析北大核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俄罗斯史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帝国热”倾向。这一热潮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学科发展趋势,其中也包含通过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性别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的综合研究。在此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帝国化视角可以理解为脱离先前单一的民族国家桎梏,转向突出帝国的后殖民时代背景。新时期的俄罗斯帝国研究以“帝国范式”为主要分析工具,突破了原有的不适用于帝国研究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帝国的“古老”叙事也在本质上突破了旧有的对历史上某一个时间节点、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碎片化理解,进而以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将帝国史研究置于多学科视角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景象之一就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兴起。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首先,体现于多种研究范式的存续和转移,文化侵略、中西文化交流、现代化、全球化等范式下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力与学术影响。其次,则体现于研究焦点的流变,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直到关注中国基督教自身的个性化发展,呈现了从研究基督教外围向内部移动的趋势。最后,体现于这一领域的开放性和成长性。基于中国基督教的区域史、性别史、宗教史、宗派史及人物史仍有相当的研究空间,同时随着网络资料和海外档案的获取能力加强,跨文化史料与视野下的研究,将成为这一学科新的增长点。     

试析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重视。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整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开始到目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范式主要是带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以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多种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证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法医学等等;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即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开始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行,并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式的转移将有助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深入研究。     

英国地方史研究中的莱斯特学派

莱斯特学派是当今英国地方史研究的主流学派,该学派对英国地方史学科的建立有着重要作用。它界定了英国地方史学科的基本范畴,形成了固定研究单位,提出了有代表性的莱斯特方法。该学派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得到发展,成为英国地方史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     

西方城市史的理论研究

这是本作2002年10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讲座的要,他介绍了西方城市史研究中的主要理论。第一部分从功能上对城市进行了区分;第二部分介绍了西方城市史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和学派。尽管这些理论都有时间和地域的局限,但是,在我们对城市进行研究时,这种功能的划分和理论仍具有指导意义。     

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

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具有重视思想史研究的传统。通过对思想史研究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长久以来,虽然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欧洲学术界重点研究的领域,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历史性"的考察。20世纪80年代,"剑桥学派"的兴起才改变了这一研究范式。与此同时,以昆廷·斯金纳和德国的考斯莱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又提出"概念史"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学者们又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思想史的"国际转向"。目前,思想史研究一方面正在深化对具体内容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同时展开了对思想史研究范式本身的反思和讨论。而对这种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学术界研究范式不断推陈出新的基础和动力,以及重构思想史研究未来的取向与学术特性。     

当代西方考古学研究范式述评

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信念,这种共同的信念建立在某种公认并成为传统的重大科学成就(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基础上,为共同体成员提供把握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一套理论和方法论信条,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范例,它规定了一定时期中这门科学的发展     

美国史研究之管见

本文提出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功用问题,认为对美国史的研究,着力点不应仅仅停留于探析其现代化的经验以资中国现代化借鉴,更应着眼于在我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了解美国时中国的国策和在知已知彼的情况下不断调整和发展中美关系。     

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问题笔谈

<正>【编者按】新时期以来,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著作、论文数量的增加,还是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乃至于人才队伍的培养,都显示出繁荣昌盛之象。近期出版的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六卷本),可以看做是这一学科繁荣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但是,如果把这一成果看做一个学科发展新起点的话,学科的未来发展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本刊约请站在学科研究前沿     

生态学视阈下的环境史研究——评《这片破碎的土地：一部印度生态史》

《这片破碎的土地：一部印度生态史》（以下简称《印度生态史》）是印度环境史快速成长和发展时期的“标志性”著作。该书由印度著名生态学家马德哈夫贾·加吉尔（MadhavGadgil）（1942一）与知名历史学、环境史学家拉玛札德-古哈（RamachandraGuha）（1958一）合作著就。     

阿尤德吉·奥卢贡菊及其海洋史研究

阿尤德吉·奥卢贡菊是尼日利亚第三代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尼日利亚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学者。奥卢贡菊认为海洋史研究是对与海洋相关的一切人类活动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港口、航运业和比较视野下的海洋史研究而展开"在海洋史研究方面,奥卢贡菊主张历史研究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相关性”;其海洋史研究是在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探究港口发展的原因时,他主张挖掘多种历史原因;奥卢贡菊借鉴了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的研究视角和概念,采用跨学科方法研究海洋史"     

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

大约四、五年前,《启蒙运动的生意》(三联书店2005年版,以下简称《生意》)一书在中国读书界引起关注,让不少中国学人记住了罗伯特·达恩顿这个名字。随后,达恩顿的其他文化史著作相继被引进中国。《生意》说的是一部书的历史,即《百科全书》出版史。另     

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

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应是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历史的研究,既应是跨区域跨文化的综合整体研究,同时又是各个地区或区域研究的深入。在地区史研究中,地理上的划分是否能够提供一个满意体系,一直存有疑窦,而中亚史研究中更突出地存在着地理划分的争议。事实上,每一部有关中亚的著作都有自己的地理界定,不同的界定又体现出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地区的理解和期望,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国内中亚区域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大程度地受语言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上,与国际最高水准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     

西方全球史的方法论

本文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探讨西方全球史在研究和编撰当中采用的主要方法即跨文化互动研究的由来与特点,并给予其适当的历史定位。跨文化互动研究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更新了对世界史进程的解释模式,并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追求全球视野的实现。全球史的发展表明西方世界史研究的包容性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西方对自身的界定更加明确,对自身历史的阐述与认同更加清晰;同时也显露出自身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历史叙述内在的平衡,怎样对发生交往的各方主体的历史作用做出准确的判断。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用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描述和总结了各种历史现象,但却回避以此为基础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在方法论上并未实现根本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