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近六十年来量化历史研究拓展并加深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使历史研究向科学靠近。不管哪个领域,科学研究的基本流程应该保持一致:首先,提出问题和假说;第二,根据提出的问题和假说去找数据,或者通过设计实验产生数据;第三,做统计分析、检验假说的真伪,包括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识别因果关系、做因果推断,避免把虚假的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第四,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是证伪了原假说,那原假说为什么错了?如果验证了当初的假说,又是为什么?这里挖掘清楚"因"导致"果"的实际传导机制甚为重要;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文章。传统历史研究在第二至第四步上做的不够完整。所以,量化方法不是要取代传统历史研究,而是对后者的补充。本文通过一些现有成果说明,量化史学不只是"用数据说话",而是通过统计分析,既可令人信服地证明或证伪现有假说,也可以从历史现象中发现全新的认知。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历史学在今日仍被视为传统学科之一,但非历史学者借助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库进行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的现象却有不断增长之势。不同于传统计量史学和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学科所注重的"解释型学术",量化数据库推动的是"求是型学术",即通过统计分析从大规模系统数据中挖掘新事实、产生新认识。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规模宏大的户籍登记、土地分配和科考记录等系统材料以及海量文字记录,很多已得到收集和整理,有利于构建大规模数据库并开展定量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历史学科自身发展,更能够促进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与融合,并为全面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特征、平衡东西方学术发展作出贡献。     

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讨论

新时期以来的史学发展以"新史学"话语来诠释自己的时代价值,其成就之一就是社会史或者新社会史的兴起。在将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在不断拓展领域和跨学科延展中保持持久昌盛的基本态势,它从整体上塑造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史学的面貌。当然,如果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评鉴的话,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社会学化、区域化取向以及刻意求新的风尚,等等。在未来新时代历史学构建的进程中,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     

“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

在中国方志史上,二十世纪前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其特征是在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广泛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学一道向近代转型。进化史观的引入与运用,修志目的从资治垂训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转向,方志内容向社会经济部类扩展,重视运用各门科学方法编写方志,提出了一些改造旧志的主张,是中国方志学发生变化的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对于在本土文化中形成的古代方志学批判与继承中实现的     

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

詹姆斯·哈维·鲁滨逊被认为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鲁滨逊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明确提出:历史学并非一门枯燥的、孤立的学科,必须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应推翻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固有壁垒,引进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既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又提倡发挥历史研究主体的能动性;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和实用价值,提倡一种"可用的历史"。鲁滨逊所开创的美国新史学派风靡全美,为现代美国史学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

梁启超在 1 90 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 ,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本文以 1 92 9年为例 ,叙述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 ,历史学家关注的领域已经从汉族中国扩展到四裔甚至世界 ,“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 ;但是另一方面 ,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 ,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 ,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 ,并一直延续至今。     

鲁宾逊新史学派的治学风格和分野

鲁宾逊新史学派在治学风格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积极入世的态度 ;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 ,扩充研究的方法 ;重视史料的搜集 ,又强调历史的解释。同时其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 :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 ;对待历史解释方法的态度存在着差异 ,由其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可见一斑 ;在鲁宾逊晚年特别是在谢世之后 ,学派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分歧主要是围绕历史学的新旧划分的合理性和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历史展开的     

试论专业志与新史学的关系——以广播电视志为例

从表面上看,广播电视志与当前史学研究中最热闹的新史学、年鉴学派和区域社会生活史有若干相似之处。事实上,虽然广播电视志表面上是反映微观、“下面”、地方的社会史,但仍逃脱不开作为宏观、“上面”、国家的政治史性质。广播电视志本身不是新史学或社会生活史,对广播电视志的研究和评价应该还原到其所在时代、地域的社会状况中去。     

“新史学”视域下的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述评

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在"新史学"思潮和社会现实影响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完成了由传统视野向社会、文化新视角的转向,并在区域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机制、传染病防治以及群体健康四大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公共卫生史的兴起,拓展了美国史的解释维度,刺激了不同学科的交流,并有助于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受"新史学"影响,这一领域也存在内容碎化、忽视传统研究对象、缺乏比较性研究等问题。     

“价值”优先下的“事实”重建：清季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

清末民初的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国自秦汉以下皆在退化或循环中。但按照社会进化论,它也就意味着中国处在人类历史“公例”之外,面临必然被淘汰的危险,这促使一批新史家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进步”的迹象。然而,因为传统政治和学术主流皆被视为“专制的”,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梁启超等人为此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把中国历史描述为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一是弱化传统政治史的地位,强调社会史、文明史、民史的重要性。这两种现象皆和社会进化论有密切而曲折的学理关系,结果把一些过去认为非“正统”的现象升格为历史叙述的主线。经过这番改造后,历史的“价值”与“事实”再次统一起来。     

大历史与历史研究

大历史是历史研究与教学的新领域,它是指从各种可能的规模甚至宇宙的规模来探究一切事物的历史。大历史也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它与世界史存在关联,也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补充。大历史探究也满足了人们的精神、心灵和社会需求,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我。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

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熟知。在其《新史学》的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梁公对于历史的性质做了如此的阐说：“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评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一书秉持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让史事研究为既定理论所奴役的学术诉求,在史实的梳理和史料的辨析中,建构了独到的学理识见。超越碎片化取向,建构系统性诠释;超越区域化取向,建构历史演进理论的整体视域;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人为区隔,建构社会历史演变的自然分期,是这部学术论著最鲜明的特色。在当代新史学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该著超越了单纯的西学移植或概念移借的流风,完成了历史逻辑和本土话语密切结合的学术建构,以自己的努力创新诠释了新史学的新路向。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甲子回眸:青年学人成长的摇篮——《史学月刊》与我的历史学习和研究

《史学月刊》走过了一甲子岁月,甲子回眸,感怀良多。我与《史学月刊》结缘三十年,既是一名忠实的读者,也是一位颇受她关注的作者。20世纪80年代初,我正在大学历史系学习。那时可供阅读的历史学专业刊物并不多,《史学月刊》是深受学生喜爱的一份专业杂志,借用当下的时尚话语,我称得上是她的粉丝。那时,《新史学通讯》解答了我们历史学习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史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 (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评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大核心CSSCI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一书秉持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让史事研究为既定理论所奴役的学术诉求,在史实的梳理和史料的辨析中,建构了独到的学理识见。超越碎片化取向,建构系统性诠释;超越区域化取向,建构历史演进理论的整体视域;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人为区隔,建构社会历史演变的自然分期,是这部学术论著最鲜明的特色。在当代新史学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该著超越了单纯的西学移植或概念移借的流风,完成了历史逻辑和本土话语密切结合的学术建构,以自己的努力创新诠释了新史学的新路向。     

时代变革与制度——“第三届新史学青年论坛”综述

2019年9月26-28日,《史学月刊》编辑部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以“时代变革与制度”为主题,联合主办了“第三届新史学青年论坛”。此次论坛得到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征文340多篇,因受会议规模限制,最终遴选59篇论文的作者参会。与会论文作者分布在海内外37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议题涵盖了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的政治、财政经济、军事文化等相关制度的革新,兹择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