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年间一场横行江南的疠疫

正一"疠"者,恶气也。"疠疫"者,瘟疫也,即今日所谓的烈性传染病。清同治元年(1862年),江南地区(今安徽、江苏、上海)发生了一场极为严重的疠疫,并流行延续至同治二年(1863年)仍未止息。其传染性之强,致死率之高,影响之深,今日仍令人瞠目。据清人王定安所著的《湘军记》记载:"(同治元年)八月,江南大疫,徽、宁尤盛,鲍超等病不能军,金陵围师亦苦疠疾。     

苏东坡客串医生误人命

正苏轼曾经酷爱医术,平时收集了不少民间秘方和奇方,常给人开方治病。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被贬黄州。上任时,黄州一带流行瘟疫,死人无数,人心惶惶。于是苏东坡拿出"圣散子"的秘方,抓药熬药,大量分发于众,大显身手。结果,此瘟疫迅速得到控制,从而深得民心。这样苏东坡难免也会自信心膨胀,认为"圣散子"是包治瘟疫的神奇之方,并亲自撰文大加推广:"每天煮上一剂,空腹喝上一盏,百疫不生。"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规模瘟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它是清代江南地区爆发的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瘟疫的种类包括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并可能存在伤寒和百日咳等。战争是这次瘟疫大规模爆发流行最关键的原因,同时,瘟疫也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     

“查士丁尼瘟疫”考辩

公元6世纪中期,在东地中海地区曾爆发过一次大瘟疫,由于时当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后人因此称其为“查士丁尼瘟疫”。有关这次瘟疫的史料主要来自当时的作家普罗柯比。他在其著名的《战记》一书中比较详细生动地记载了这次瘟疫爆发和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流行的情况。然而,有些学者     

川渝石窟摩崖题刻中的古代瘟疫资料辑考

川渝石窟唐宋时期的造像题记、经变题记、传记碑、诫誓碑等四类摩崖题刻中保存有一批与古代瘟疫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瘟疫的流行过程、病亡尸身处理、寺院在瘟疫防治中的作用等若干方面,是佛教文化遗产中蕴藏的瘟疫史研究的宝贵资料.透过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大致勾勒出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瘟疫与佛教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也为今天更好地防控流行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历史借鉴.     

论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与黑死病传播

黑死病在14世纪的英国流行期间,既有遍及全国的普遍性,又体现出不同人群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这种流行特点与当时英国的聚落环境密切相关。其中,聚落空间环境为鼠、蚤、人的紧密共存创造了条件,聚落社会环境则使得瘟疫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这两者还相互联系,依据不同的社会、自然条件,对瘟疫的传播形成影响。但无论是聚落空间环境,还是聚落社会环境,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人类创造的一种生存和生活环境,因此瘟疫可以依托聚落环境而肆虐,亦可随着聚落环境的改变而受到控制。在这背后,则是人在与瘟疫博弈中获得主动的不懈努力。     

在湘乡读懂湘军

清朝道光年间,一位途经湘乡的相士,发现此处农人多有将相之貌。数年之后,在湘乡人曾国藩的领导下,湘军崛起,也因此造就了一大批将领,应验了相士所相。湘军湘人的集体爆发,是前世注定,还是后天写成？为了寻找答案,我来到了他们的源头——湖南湘乡。在这里,可读懂湘军。     

关于三河之役的两点认识

一、湘军被歼人数三河之役,湘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但究竟被歼多少,一直众说纷纭。已故郦纯先生之《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认为不足3000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均持6000人的观点。当时清方大员之语,更是大相径庭。官文称此役湘军损失精锐万余,曾国藩认为近6000人,胡林翼认为三河、桐城两役共损失5000人。史载三河之役湘军被歼人数竟如此悬殊,不能不令人瞠目。本文拟从湘军营制这一角度来认识。     

曾国藩厚饷养兵得失研究

"]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原籍帮办团练,旋即组建并统帅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当时的八旗军、绿营的战斗力相当弱,无力抵抗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与之相比由曾国藩的地方军队湘军却在镇压太平军的战斗中节节胜利,对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曾国藩实行的厚响养军制度,使士兵安心服役;以"养将士之廉"为名,给予次以更优厚的待遇;同时不断保举有军功的将弁,广赐翎顶,以官禄为旅馆驱使官兵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是鼓舞士气的有效措施。当时的湘军在军制等各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和批判的地方,本文试对湘军的军饷制度作一简单分析,究其利弊。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清洁运动

旧中国传染病肆虐,瘟疫流行,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卫生的"脏乱差".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大城市卫生条件极差,如北京的龙须沟、武汉的熊家台、天津的万德庄、南京的五老村等,秋夏之间蚊蝇成群,各种传染病因而流行.新生的人民政府为了防止瘟疫流行和疾病传播,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发动群众开展了广泛...     

李续宾败亡三河之役的主要原因新议——与洪均先生商榷

李续宾败亡三河之役的深层原因，不在于“抢掠与放纵”而“严重地削弱了湘军战斗力”，而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一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新的领导核心的确立，太平军战斗力由此增强；二是李续宾湘军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很难发挥集中优势兵力敢打敢拼、攻坚克强的特长；三是湖广总督官文配合不力，赵克彰等部湘军临阵脱逃，致使李续宾部湘军陷入孤军作战的绝境；四是李续宾求胜心切，意气用事，听不进他人建议，未能及时采取战略转移的措施。     

古代埃及瘟疫的传播和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古代埃及,瘟疫广泛存在且种类较多。尼罗河既是古代埃及人的主要水源也是其交通命脉,因此也成为瘟疫的主要传播途径。一方面,囿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古代埃及人往往把瘟疫的发生理解为神明的惩罚,因此通常通过向瘟疫之神献祭并念动咒语的方式来驱逐瘟疫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埃及人也能理性地面对瘟疫的发生,并积极运用医学知识治疗瘟疫,采取措施有效地阻止瘟疫的蔓延。瘟疫的传播不仅对古代埃及社会产生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埃及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同时,瘟疫的传播也是埃及与古代近东地区密切交往的结果。     

曾国藩厚饷养兵得失研究

“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原籍帮办团练,旋即组建并统帅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当时的八旗军、绿营的战斗力相当弱,无力抵抗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与之相比,由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却在镇压太平军的战斗中节节胜利,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曾国藩实行的厚饷养军制度,使士兵安心服役;以“养将士之廉”为名,给予更优厚的待遇;同时不断保举有军功的将弁,广赐翎顶,以官禄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是鼓舞士气的有效措施。当时的湘军在军制等各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和批判的地方。     

湘军将领陈士杰:把官当得既辛苦又节俭

正我的老家在湖南桂阳县泗洲寨,湘军将领陈士杰是我的先祖。陈士杰,字隽丞,湖南桂阳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生,应庚戌科朝考,钦取一等第一名。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治军衡州,陈士杰以知兵之名,被其手书召入湘军幕府,随后在湘军与太平军之战,及后来的抗法战争中屡建奇功,先后任江苏、山东、福建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浙江、山东巡抚等职。     

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黑死病

近年来,由于受到瘟疫流行的影响,国内学界开始注重对历史上发生的瘟疫进行探讨,为历史研究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在探讨西欧发生的瘟疫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1348年发生的黑死病以及继后的几次黑死病上。①以黑死病作为瘟疫研究的对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瘟疫像它那样对欧洲影响至深,引起人们那么多的猜测和争论。关于欧洲黑死病的探讨在国内学界刚刚起步,但是西方学界对黑死病一直在进行深入的研究。那场黑死病已经过去了600多年,关于它的论著至今仍不断出现,新的观点和争论也层出不穷。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和争…     

论湘军兴起的社会土壤

湘军,曾被人称为晚清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以为“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的确,湘军对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产生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然而,湘军为什么会兴起于湖南?这是饶有兴味的问题,也是为人所忽视的问题。我认为,湘军的兴起,与湖南的社会经济、阶级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之出现在清朝咸丰年间,乃是清中叶以来湖南社会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合适土壤而孕育出来的。     

瘟疫何以肆虐?——一项医疗环境史的研究

"瘟疫何以肆虐"的问题,既与环境史相关,亦与医疗社会史不可分,但并不能用其中任何一者涵盖之;由此,我们提出"医疗环境史"的概念,以黑死病为个案,围绕瘟疫本身进行环境分析。在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中,传染源普遍存在,鼠、蚤、人紧密共存,便于瘟疫的传播;交通运输的便利,利于瘟疫的跨聚落和跨地区流传;落后的医疗防治水平不能阻止瘟疫的肆虐,甚至会因不合理的举措而适得其反。上述病发、流传和应对环境还存在地区性的差异,从而导致瘟疫肆虐程度之不同。     

湘军并非都隶属曾国藩

提起湘军,人们自然会想起曾国藩,但他并不是湘军的全部。其实,新宁楚军才是湘军的鼻祖和滥觞。然而,有很多人以为,新宁楚军隶属于曾国藩统帅的湘军,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抗战名师——湘军精锐第七十军（上）

正新式湘军由辛亥革命中的湖南新军演变而来,最先包括谭延闿、程潜、赵恒惕三个派系。在广东南方革命政府成立之初,赵恒惕因顽固追随北洋军阀,被积极支持南方革命政府的谭延闿、程潜赶出湖南。赵恒惕部湘军随即分化为唐生智、贺耀祖、叶开鑫等部,先后参加北伐。1926年6月,唐生智所属湘军第四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陶澍和“湘军三杰”

陶澍和被称为"湘军三杰"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关系十分密切,并在理学经世思想、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对"湘军三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陶澍,就没有"湘军三杰";也可以说,"湘军三杰"是陶澍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