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具有制度化、组织化并且纳入政权机制的特点,这是区别于西方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传统影响古代日本,使之也出现官方史学.但中日两国的传统官方史学存在着明显区别,这表现于修史的组织机制、修史成果格局和史学理念三个方面.时至近代.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先后转型,但表现不同.中日两国都未能彻底摆脱官方史学传统,也不能完全将之保持,特别是日本明治时期做出复兴官方修史的努力,终归失败,说明官方史学虽然影响力很大,却不是史学发展的普遍方式,难免走向衰落.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向之时,他以继承和发扬浙东史学为己任,在史学宗旨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方法的阐发;同时,他针对近代新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考据学派的疑古倾向和考据倾向展开批评。张尔田的史学思想,代表了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派史家的史学思想,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重视。     

20世纪前半期新旧史学关系论争的综述

20世纪前半期关于新旧史学关系的探讨,参与学者人数之多,学术观点之复杂,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学史上都是罕见的.本文对这场学术探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论,认为它在社会思潮、学术风气的演变以及近代史学学科逐渐完善的客观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下,呈现了阶段性发展的特点.     

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中国史学与近代报刊在学术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19世纪初报刊传入中国,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未臻成熟,必然要向中国传统学术吸取养分,且近代报人多有史学学术背景,由此形成近代报刊史家办报的特点。本文拟从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史论及良史等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

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同时 ,也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失 ,这具体反映在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两方面。而这两方面的缺失 ,恰恰说明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 ,终究只是一场“半新半旧”的学术变革。     

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为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在他的时代,日本的学术思潮不仅在于汉学研究,更扩大范畴为全亚洲之研究,名之为东洋史学,并在学院里设科教学.在此一学术思潮中.京都帝国大学以内藤为主导的亲中学派被称为京都学派或.支那学派",东京帝国大学以白鸟库吉等人为主导的亲西学派被称为东京学派或东洋史学派.两学派中.仍以京都学派的名望高于东京学派.内藤的历史发展观有.天运螺旋形循环说"、文化中心移动说、考据朴学论.第一说主要在反驳西方的"中国文明停滞说";文化中心移动说,说明文化中心所在即带来地方发展的契机,它不是一个相对兴衰的概念,而是中心所在导致地方得以发展,此一结果则是带来大一统的契机;考据朴学论则显现内藤对纯粹学术的要求,不当为政治服务的朴学精神,这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作法明显不同,但他仍免不了受其时代思潮,受帝国主义者的影响.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乾嘉学者,实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派’。”其实,清代考据学不仅在考据方法上与近代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而且他们所倡导、遵循的学术规范也与近代相近。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对考据学派的形成、发展、壮大,对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贯彻,对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是考据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之一。一、“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考据学与理学在论证方式上有根本的区别。考据学者认为,“性理…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

一般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与"释古"两条学术路向分别代表了破坏古史和重建古史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一看法大体成立。但二者在观念上也有不少相通乃至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重建派"学者在研究中也运用了与顾颉刚非常相似的"层累说"观察古史的构成,而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更成为贯穿"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另一方面,"疑古派"在辨伪过程中也发展出来一些与"重建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观念,但因其给人留下的"破坏"的形象过强而被忽视了。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谈先秦时期的"民"与"俗"

按照追本溯源的原则,弄清楚先秦时期“民”与“俗”的起源与概念等问题应当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揣翦陋,试谈以下问题,以供专家参考。     

“流行”与“粗俗”

“粗俗”的流行正是部分受众趣味平庸与“流行”机制媚俗共鸣的产物,现行的流行机制应重新审视“流行”的化性质与化使命。     

博物馆书画展览中"物"与"人"的联接——从"气氛美学"唤醒"气韵"的角度谈起

博物馆书画展览因学术性、专业性过强,迟迟未实现在大众之间的普及并进而与之融通."气韵"是书画展品的灵魂,其美学传播与接受情况应予以关注.从西方"气氛美学"的现象学视角关注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概念"气韵",使人们关于气韵单方面归属于"物"的传统认识被打破,进而拓展为"物"与"人"之间的双向联接.基于此,博物馆策展人应重视"物",围绕其展开学术研究,扩大社会传播,进行氛围营造;同时重视作为感知者的"人",在审美感知上,为"人"提供"通感"化沉浸式审美体验,并致力于提升其审美感受力,借此使颇具学术性的气韵为日常审美的气氛感知所唤醒.通过做好展品解读和创新宣传方式,使气韵语境化且生动、可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