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成因与对策

公共政策是公共管理的基本手段和方式,而政策执行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最直接、最重要的阶段,它从根本上决定着政策问题能否解决、政策方案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和范围.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政策执行中出现了诸多偏离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描述了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执行偏离行为的表现形式,分析产生这些行为的各种因素,并探讨防治这些偏离行为的有效途径.     

公共政策伦理的核心议题、现实困境与重塑路径

伦理问题是公共政策的内在诉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政治权力与社会责任、政策公平与政策效率的关系问题构成了政策伦理的核心议题。公共政策面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政府自利性与政策公共性、功利性与道义性等现实困境,需要在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培育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养、完善公民参与决策的伦理模式等方面重塑公共政策伦理,以发挥公共政策的应有功效。     

加拿大公共政策中的性别意识及启示

文章通过分析加拿大和我国公共政策中的性别意识,指出我国要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必须将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和决策主流,使性别平等成为公共政策制订者的基本价值目标;加强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为性别平等政策的完善提供依据;加强性别统计,建立与完善妇女发展状况社会监测评估机制。     

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因素分析——以济南西城区规划为例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过程的的首要阶对影响政策制定的各类要素进行分析,对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济南西城区规划为例,对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因素进行分析.     

政策执行中的不良因素及其对策——以南京城管殴打市民为例

公共政策制定的完成并不代表公共政策过程的结束,它需要政策执行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以实现政策目的。好的政策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执行才能产生好的效果,否则可能事与愿违。因此,政策执行在政策过程中有重要作用。现实生活中的不良执法,危害了公众利益,导致公众要求对执法行为进行规范的呼声日高。本文结合近期发生的南京城管执法案例,对相关政策执行中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公仆意识是规制公共政策偏差的必要条件

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公共政策偏差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从伦理学视角探索了公仆意识对其公共政策偏差的规制作用。文章指出,公仆意识是公共政策执行的本质要求。它有利于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调适利益尺度,强化责任意识,激发创新意识,提升政策的合法性,从而有力地规制公共政策偏差。     

论大众传媒对环保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监控——以江西省鄱阳湖环保为例

随着网络媒体及科技的进步发展,在公共政策的监控中,大众传媒正成为一种新的监控主导力量。大众传媒在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监控中都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它不仅可传达民众的意愿,也使各类政策在制定及执行中不断完善。在众多的热点问题中,环保是当前政府及公众最为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大众传媒在环保政策监控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本文则以江西省鄱阳湖的环保为例从政策制定及执行两方面来浅析大众传媒对环保政策的监控。     

蒙古国地缘特性及其国际关系

在国际关系格局中,从力量和影响来看,蒙古不是一个十分有地位的国家。然而,由于蒙古国的地缘政治位置的特殊性,在大国战略关系中,蒙古就象一个砝码,它能使亚太战略结构的天平产生倾斜。蒙古对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大国均有重大战略价值,它的对外政策取向将对这些大国之间构成的复杂的战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同时,蒙古处于有关大国之间形成的地缘政治结构中,蒙古的国家战略和对外关系受到大国关系的严重制约,具有清晰的地缘政治特点与模式。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

基层政府执行公共政策到位与否影响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政策在基层政府的贯彻执行是我们党和国家政策执行的重要方面.本文剖析了当前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促进基层政府有效执行政策的对策.     

明蒙的通贡与互市政策形成的原因初探

在明代,通贡与互市成为明蒙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也是明王朝利用其经济、政治上的垄断权对西北游牧民族实行的一项统治政策。在民族关系史上具有较大影响。本文拟从商业经济史与政治史的角度对此政策的成因进行分析。文章运用大量资料说明,任何一个政策的背后,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很难截然分开,两者对国家一体化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浅析美国政府移民政策

美国的崛起得益于美国的外来移民,而恰当的移民政策是美国保持快速发展的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制定任何一种政策都是为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服务的。美国的移民政策也不例外,接受何处、何种移民,接受多少,都反映了这个总要求,本文试图分析出美国历史发展中对于移民的态度和移民对于美国的影响,为其他国家移民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中菲建交和菲律宾华人的整合问题

作为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普遍问题,华人与当地社会的整合已不单纯是一个种族与文化的问题。它牵涉到华人所在国的政治背景、国际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只有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才能把握其发展脉络。从近几十年的历史进程看,居住国华人政策的导向,在某种意义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完善我国政府环保政策的监控——以抚仙湖的保护治理为例

政策监控的不完善,可能导致政策方案在执行过程中走形变样,直接影响到了政策本身的质量及执行结果。本文以抚仙湖的保护治理为例,针对目前我国环保政策监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完善我国环保政策监控的对策措施,使环保政策监控职能得以充分发挥。在现实中,公共政策的执行经常会出现偏差,偏差的出现从本质上讲是执行权的滥用与失范,要预防和消除偏差,保证政策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就有必要引入对政策执行的监     

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新动向

近年来,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主要是：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而且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础;重视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建立了以环境污染防治为核心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注重唤起公众环保意识,将观念的改变作为实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一环;把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作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支撑;把保护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政策研究的关键。     

地方主义·军事主义——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

对于中国近代军阀政治形成的原因至今仍存在如下争议，其一，为什么民初会建立军人政权；其二，为什么中国的军人政权是由许多军阀分别控制，而不是象亚非拉等国家在二战后形成的军人政权，由一个将军统一控制全国的军队。过去我们一直围绕着毛泽东的论点，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进行分析。但西方学者不接受这种分析，因为它只能解释军阀的割据和混战，说明中国难以统一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却不能说明军阀的起源和军阀政治的形成原因。另外，对于“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的看法，现在也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军阀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军阀混战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竞争的直接产物。至于小农经济，它在中国已存在了近两千年，并不是军阀统治时期特有的，这种解释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事实上，近代军人政权和地方势力的膨胀、分化，是中国近代军阀政治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身份、政治与符号——孔子及儒家升降沉浮的文化符号学简析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对中国及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纵观历史上对孔子及儒家学说思想,有尊之者,亦有抑之者,孔子及儒家学派的地位可谓升沉起伏不定。通过对孔子身份的确定,有利于我们认识一个相对真实的孔子,而孔子及儒家学派在后世的升沉,其实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这时的孔儒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孔儒,而只是一个符号——为政治利益所利用的文化符号。     

试论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的民族关系

论文通过分析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华人政策和华巫关系的演变 ,提供了世纪之交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的一个背景。作者并认为它将促使华人以政治参与、经济合作、文化共荣达致新的发展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试论城市规划的政策化趋势

城市规划的改革与发展是一个倍受我国城市规划界关注的问题。除了传统的城市空间组织功能外,近年来城市规划的利益调控功能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通过对传统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城市规划的政策化趋势更为明显。本文在比较"以空间组织为中心"和"以利益协调为中心"两种规划视角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规划的政策化发展趋势,阐述了城市规划中的政策输入与输出过程,并针对我国规划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英国绥靖政策原因再认识

绥靖政策是一种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采取以牺牲他国利益为手段,换取与对手妥协的政策。绥靖政策的出台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它对当代国际政治外交留下深重的思考。英国是这一政策的主要推行国,本文就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动因作一简要分析。     

论迪斯雷利的帝国观

迪斯雷利是英国保守党政治谋略家。面对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英国已经扎下根的政治现实,迪斯雷利及时对保守党的策略做出重大调整,最终完成了对保守党的改造,是"新托利主义"的创立者。集中体现迪斯雷利帝国立场的1872年水晶宫演讲,并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党争的产物。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帝国政策自然存在差异与分歧,但决不是像迪斯雷利所强调的那样泾渭分明。所谓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帝国政策之争,实际上并不真正存在,它只是迪斯雷利出于和自由党争权夺利的需要而刻意挑选的一个突破口。政治家们为击败政敌而做出的各种姿态,不能作为历史评判的主要依据。